戴晴歷史敘事的魅力
   ——讀《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茉莉

  戴晴年幼時，她那後被日本憲兵秘密處決的生父，常抱著她去北海看水，說小孩子要看水眼睛才亮。壹個人眼睛明亮，意味著什麼呢？原是理工科出身的戴晴，在改行成了作家、記者之後，就琢磨起她父親所獻身的組織——中國共產黨的的歷史來，結果如她自己所說：“不少藏著、掖著的茍且之事總讓我瞧破。”

  應了義父葉劍英的壹句評語：“養不馴。”三十年來，戴晴背叛了她的父輩所屬的政黨，轉而堅守壹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立場。從被殺的王實味、失蹤的儲安平到被監禁至死的張東蓀，擅長講故事的戴晴，充滿感情地訴說壹個又壹個“專制者剿殺思想者獨立精神”的故事。她的近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如澳洲教授白傑明所說：“是壹部對良知在專權時代遭際的挽歌。”

  戴晴的歷史敘事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魅力，在於她面對歷史的求真精神和反思能力，她的社會視野和人文關懷，也在於她鮮明的個性與激情。《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壹書的寫作，具有問題意識、洞察力、比較研究、復雜性和戲劇性等特點。通過翔實史料考證張東蓀的生平遭際，戴晴梳理錯綜復雜的時代脈絡，重譜了壹曲令人回腸蕩氣的當代史。

 
  壹，問題意識

  有問題意識的史家大都是壹些不肯人雲亦雲的人。他們拒絕任何壹方給出的簡單結論，而寧願像用身體丈量大地的藏傳佛教徒壹樣，千辛萬苦地鉆進歷史的灰燼之中，尋找那些“飄蕩在舊籍陳檔中的杳渺魂靈”，並向他們發問：為什麼？

  該書壹開頭，戴晴就疑惑地問：“燕京哲學系主任、年屆六十四歲的張東蓀，怎麼卷進這赳赳武夫的遊戲中？”問題帶出問題，戴晴的問題越來越多：北平和平易手背後的政治交易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毛澤東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壹功”？1949年9月30日首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選舉中，576名投票人，毛澤東得票575張。那唯壹的壹張反對票是誰投的？誰敢投？後果又是什麼？1972年秦城監獄醫院中，87歲的張東蓀臨終前說“還是我對”，他指什麼？……

  過去對張東蓀毫無所知的我們，被戴晴的問題震撼得傻了眼，只能跟著她生動而具體的描述，壹步步走進疑竇叢生的當代史之中。這種敘事讓我們進入政治歷史事件的內部，身臨其境地發現長期被人隱藏的神秘玄機。原來，真相壹直就矗立在那裏，只是需要勤奮而又無畏的人，撥開重重塵土蛛網去發現它。

  二，洞察力

  被人有意掩蓋的重大歷史事件，很像壹個陰暗的山洞，只有洞口有少許陽光。要探測山洞的秘密，就需要洞察力——壹種讓人能根據事物的表面現象，準確認識事物本質及內部結構的綜合能力。十幾年前，當戴晴在澳洲遇上張東蓀的孫子，面對張東蓀留下的手跡殘篇，她就像站在壹個神秘的山洞口。此後，她必須張開思維的天線，施展十八般武藝，去探測歷史黑洞之奧秘。

  在《我的間諜生涯》壹文中，戴晴自供她曾壹度是解放軍總參情報部的“資淺間諜”，可沒幹壹件像樣的活兒就被主管參謀給賣了。雖然間諜沒當好，但她的敏銳嗅覺還在。2007年，原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之秘書邢俊生的回憶錄在網上發表，其中壹個小小的細節引起戴晴的警覺：徐子榮曾上報周恩來的壹份絕密材料，涉及某“社會名人”的政治案件，毛澤東親自批示：“在如來佛手掌中。”

  光有敏銳的嗅覺是不夠的，歷史線索需要經過撥絲抽繭的過程，用理性來分析，才能求得真相。好在戴晴是從共產黨營壘內部走出來的人，她洞悉該黨領袖詭秘的行事方式，因此能從這份隱去姓名的絕密材料中，通過調查取證，推論那位被毛澤東輕蔑地稱為落“在如來佛手掌中”的人，就是毛曾高度贊揚並著意推重的民主派盟友張東蓀。

  當代中國的歷史敘述充滿了殖民式的暴力，禦用學者只寫當權者承認的那部分歷史，從而侵占了另壹部分歷史真相。而戴晴以其洞察力打破了這種集體沈默，她搜尋歷史證據，還原歷史事件的全部本質。

  三，比較研究

  有人批評戴晴此書，說她並不專註於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筆下常“跑野馬”。在筆者看來，這倒是戴晴敘事的獨特魅力所在。壹些傳統學者把歷史當作機械零件，去做枯燥的分類研究，而戴晴卻以其開放的心態，采取了旁逸斜出、不拘壹格的寫法。這種寫法縱橫開闔、揮灑自如，以廣闊的背景來襯托人物的活動，通過比較研究，深入挖掘事件的來龍去脈。

  中國傳統史家會運用比較方法，以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確。現代西方史家則運用比較研究來檢視歷史事件，解釋各種因素造成的社會變遷，以及個人及其團體的命運。在戴晴的敘事中，處處不忘運用比較分析方法，讓讀者“於同中觀異，異中觀同，則往往得新理解”（梁啟超語）。

  從重大事件的比較來看，戴晴談及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變”，國民黨突然和共產黨翻臉並開殺戒，評論說：與五十年代之後文化人集體自辱的兇險相比，國民黨對中國文化傳承與傳承者的傷害而言，只能算是“小兒科”。再如1936年，張東蓀在《自由評論》上批評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其時尚弱小的共產黨代表劉少奇報以“大度的響應”，而在中共執政後，這種態度“幾可告闕如”。

  1940年，燕京大學物理系助教馮樹功被日本軍車軋死。燕京大學當即向占領當局提出書面抗議，這令戴晴聯想到半個世紀後，“人民子弟兵”的坦克在北京六部口，有意碾壓正在撤退的學生，北大校長的反應卻是，主動將“涉嫌動亂”的助教，押送公安局。

  民盟諸君的壹些生活花絮，放在壹起比較看也饒有趣味。例如，向來在意儀表的著名女律師史良，在被邀進中南海時穿上了時髦的列寧裝。和史良壹樣同屬民盟“左派”（即親共派）的章伯鈞官場得意，住上了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而立場偏右的民盟領導人張瀾，即使當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也謝絕中共為他安排的“太好”、“太大”的住宅，只是自己出錢趕制了壹件布長衫，罩在舊棉袍之上。

  最令人震驚的比較，則是毛澤東對張東蓀前後態度的變化。1949年初，為借助學術泰鬥張東蓀的社會信譽，毛澤東點將張東蓀作為傅作義的談判代表。談判獲得成功，毛澤東贊揚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壹功。”兩年之後，這個湖南人翻臉如翻書：“壞分子張東蓀，我們不能坐在壹起開會了。”

  四，復雜性

  本書的主人公只是在國共兩黨相持階段，作為制衡雙方的第三勢力，短暫地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然後命中註定地消失於沈寂與黑暗之中。張東蓀和專制權力相碰撞終於粉身碎骨的故事，帶有淒美和恐怖的強烈色彩。

  歷史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在敘述故事時容納復雜的關系，展示完整的過程。所謂歷史的復雜性，不僅是指場面的浩大和人物的眾多，而是指作者筆觸深入到人物的心靈深處。余英時先生評價戴晴此書：“是壹部最有歷史價值的‘洗冤錄’。……寫出來的是壹部翔實的歷史──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政治史。”

  但戴晴不僅僅是在寫歷史，不僅僅是要洗清他人的冤屈，她更試圖在紛繁的歷史中探索那壹代學人的靈魂。以人文互證的方式和知人論世的眼光，作者展現了民國壹代精英的人文素質和人格狀況。張東蓀是中共建政之後第壹個被整肅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的昔日盟友在他落難時紛紛落井下石，互相撕咬。各色人等的品質和靈魂成色，在戴晴筆下暴露無遺。

  書寫張東蓀及其壹代民國學人的情感、道德、理想、困惑、抗爭、希望、無奈與悲憤，戴晴窺見那些歷史人物的生命軌跡，她的感慨很深：“東蓀先生以及他的同儕，曾經多麼生動、有骨氣地生活過——。”

五，戲劇性

  毛澤東曾說：“我是不看話劇的，因為我天天都在演話劇。”他那虛偽、陰險而又毒辣的話劇，類似莎士比亞創作的《理查三世》。而張東蓀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處境下，仍然吟誦道：“已慣看劇場打諢，豈謂梟鸞從古判，只掉頭壹嘯余何恨。”

  既然歷史本身比戲劇還戲劇，戴晴就只需辛苦積累素材，運用聯想開拓思路，運用背景、旁證、對比映照等手法來豐富內容，展開驚心動魄的矛盾沖突。該書的故事情節安排得跌宕起伏，強化了歷史敘事的戲劇性。

  這是壹種下大功夫、見真精神的歷史寫作。在壹個輕浮淺薄的消費時代，戴晴堅守人文主義價值觀，在孤寂中歷時八年，勘探歷史的廢墟，淩厲地追問往昔的恩怨是非，給我們認識理解當下現實提供了視角與參照。閱讀此書，我們可以聽到作者內心的波濤與長嘯，聞到她濃郁的自由主義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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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