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淮生：农民的自我表述

 
       茉莉

  多年前我就在网上注意到淮生，一个以关注底层农民为己任的网络作家。最初他在新华网发文，曾有一个叫《农夫的呼号》的系列。这位出身于湖北嘉鱼的年轻人，一边忍受生活的压力，在城市漂泊打工谋生，一边深刻地思考研究，执着地书写农民问题，对当今中国的农民政策进行批判。他的写作最重要的主题是：谴责歧视，谴责奴役。

  阅读淮生总是令我惭愧，令我心情沉重。淮生曾批评一些老右派和知青，说那些人曾在农村长期生活过，了解农民的困苦，但他们回到城市之后就忘记了农民。而我，就是那些冷漠自私的知青中的一个。我在摆脱农村那炼狱般的生活之后，就把那一切抛在脑后。

  最近北京两会前夕，有13家中国媒体发表呼吁改革户籍制度的共同社论，呼吁废除造成城乡居民地位不平等的户籍政策，表达了新闻界的良心，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而淮生，早在2003年就在“关天茶舍”发表《呼吁取消户籍管制》的文章。这位农民是呼吁改革这一恶法的勇敢的先驱者之一。

       ◎ 他者的研究和草根的自我表述

  农民问题一直引不起城市知识分子的兴趣。几十年来，中国作家们到乡村寻根寻找写作灵感，撰写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但他们大都如罗素评论那些浪漫主义者所说：“善感的人看见一个困窘的小农家庭会动心落泪，可是对精心擘划的改善小农阶级生活状况的方案倒很冷淡。”

  2000年，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于这一声悲哀而真实的呼叫，城市人才开始有所震动。自那之后，关心农民问题的学者多了起来。专家们开始研究如何让九亿中国农民摆脱生存危机。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都是享有话语权的强势者，对弱势的农民处境进行他者的诠释，作为主体的农民却集体缺席，处于被他者表述的地位。专家们往往根据高层的指示，去展开某个方面的研究，而不是根据农民自身的需要。不管他们的研究多么认真，但大都是用数字和材料，以他者的眼光和思路来讲述农民的故事。农民含着血泪的生存困境，在他人的叙述中往往会被带有偏见地打折扣。

  十年来，淮生在网络上开创了一个农民自我表述的先例，发出独一无二的呼声。淮生说：“我一直想：大陆农民悲惨的处境，不能完全指望鸿儒、学者来书写，很多时候，他们不明白农民的悲伤，不明白农民的绝望。”淮生的文章告诉我们，当今农村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农民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怎样看待这个剧变的时代。与专家学者们从山顶高处往下看的视角相比，淮生提供的是山脚下草根的视角。

       ◎ 从无奈悲愤到勇敢申张权利

 最初，淮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你知道我在这儿过得有多苦——一个外地打工者的辛酸》，诉说他在北京打工所遭受到的各种歧视。此时他与许多农民工写作者一样，只是倾诉自己的痛楚，表达自己的悲愤，无奈而被动地承受社会不公的现实。

 但淮生毕竟是淮生，是海涅和普希金们的诗歌滋育成长的淮生。除了知道底层人民在“织机下诅咒”、在“皮鞭下拉犁”之外，他认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农民的权利是其利益的集中体现。由于广大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尚未觉醒，他们在被欺压、被剥夺时，往往无法保护自己，因此如淮生在《争取农民平等的民权》所说：“中国四分之三的国民——农民，依然还没有摆脱贱民处境。”

 不愿处在一种被怜悯、被拯救的贱民地位，淮生立志要做一个自觉、自立、自为的公民。面对巨大的黑暗，他不认命，不气馁，不让自己的心灵被黑暗吞噬，而是去寻找化解黑暗的方法，即以丰富的知识、激情和理性为底层农民写作。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淮生的言说始终强调：“改变农民的赤贫，关键是还人权于农民。”

 在2003年的《呼吁取消户籍管制》一文中，淮生以草履虫实验为例，指出最简单的单细胞原生动物也有迁徙自由的天性，而几千万农民饿死于大跃进，是因为他们没有流动的权利，不能去异地找到粮食。淮生因此向中国总理呼吁：“总理先生，我的要求非常卑微：请归还我们农村父老兄弟的‘草履虫权利’！”

 2004年，淮生发表《向联合国投诉：中国政府践踏九亿农民的人权》一文。在这篇让他遇到很大麻烦的文章中，淮生举报中国政府在50多年间施行一种类似于种族隔离的隔离政策，即“城乡隔离”。他例举中国农民的政治、经济、教育和医疗等各项权利的丧失，呼吁联合国把中国农民的苦难纳入人权观察、人道关怀的视野。

 
      ◎ 从感性到理性客观的学术觉悟 

 中国农民没有话语权，也由于他们自身表达能力的缺乏。而淮生不幸中的幸运是，他拥有写作的天赋。十年来，淮生的文章从激愤感性走向理性深沉，展示他非同一般的学术觉悟。他既有底层生活经验，能敏锐发现和农民疾苦有关的问题，又能运用扎实的数据、官方资料和中西方的历史法律制度，进行思辨、比较和阐述。

 学术研究包括“是什么”和“应该怎样”两个问题。在指出当今农村状况“是什么”方面，淮生的贡献良多。他以第一手资料表述农村现实，在博客上撰写了《北京“农民工”的就业、生存与社会保障调查》、《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现状扫描》、《外地儿童高考权利的缺失正在中国酿造人道主义灾难》、《中国有多穷？中国为什么穷？》、《全国人代会，农民占几许》、《中国农民个个都是难民》、《回乡观感：我县、我村与新农村》、……。

 思考“应该怎样”，则牵涉到对当今农村政策的剖析和研究。淮生历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错误国策，例如，强行以“剪刀差”方式对农民进行掠夺，隔离性的国策葬送了几代农民的幸福。淮生的文章《中国农民越来越穷，问题堪忧政府何为？》，以年收入和私有财富拥有量两个参数，判断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要求政府拿出扎实的努力来解决农民脱贫的问题。《政府应该向游商致敬，而不是动用城管力量剿灭他们的谋生努力》一文，对城管制度进行批判。

 在探讨农村政策时，淮生“不隐恶”，“不虚美”，既严厉批判政府，也如实回顾八十年代，政府允许农民办企业所带来的好处，并客观地指出，胡锦涛治下实施的涉农政策比以往宽松。近年来胡温政府取消了农业税，这与包括淮生在内的研究者的呼吁声浪有关。

  ◎ 憧憬一个以选票说话的国家 

  
 有网友评论说，淮生的文章有着“低沉的愤怒和不可漠视的尊严”、“文字饱含深情”。最令淮生耿耿入怀的，是中国的农民帮助共产党打下江山，他们期待把旧秩序砸烂以后，能有机会获得好一点的生活，但这个农民用生命换来的国家，却长期欺侮凌辱农民。

 无独有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研究的谢幼田先生，近年来写了一部《乡村社会的毁灭》，用丰富的资料，展示毛泽东及其政党如何以“分田分地”的口号，引诱农民为他们卖命打仗，然后将中国农民全部农奴化，最后彻底地完成了乡村社会的毁灭。在中共心目中，农民只有工具价值。

 那么，怎么能改变这种被人当作工具使用、用完就弃之如敝屣的悲惨命运？淮生很明白地说：“如果是在一个可以用选票来说话的国家，那么基于农民人数，上面所提到的农民所有麻烦将统统不会出现；就是出现了，也犯不着今天这种企盼高官出政策的途径。”淮生的话令我想起瑞典的历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为换取农民对其纲领的支持，曾和农民达成“奶牛交易”，对农民发放补助金。

 历史的非人性的变迁，导致一颗敏感的心灵在进行严肃思考的时候，免不了要和荒谬感和忧郁抗争。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农民呼吁的同时，淮生还得承受作为农民通常会遭遇到的烦恼。阅读淮生的思想和情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农民兄弟对这个时代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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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四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