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幻象中迷失的美国左派
——写在寒春逝世之际
茉莉
那位在中国养了62年奶牛的美国老太太去世了。几年前,寒春(Joan Hinton)曾把同是美国人的丈夫阳早,埋葬在北京昌平区小王庄农场,一棵朝夕能看见牛羊的冷杉树下。而她本人的遗愿是,把骨灰撒到他们夫妇来华最初工作的地方——塞北大漠。
尽管寒春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被称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中国官方对她去世的反应有点冷淡。虽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发了唁电表示哀悼,但官方媒体极少报道。对这位至今仍然拥护文革并谴责邓小平改革的老外,中共方面似乎不太愿意多提及。
寒春的去世,令我们回忆起西方左派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那段历史。对于人的行为,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多种解读。但是,对历史负责任的公正的解读,必须联系人们的动机意图、当时的环境以及行为的后果,才能做出客观理性的解释和评价。
◎ 真诚的国际主义者与底层同甘苦
在中国纪念寒春最热闹的,是“乌有之乡”网站的新左派。他们开追思会,办纪念馆,宣传寒春的理想和事迹。那些中国新左派虽然也叫“左派”,但他们和西方老左派有本质的区别。
寒春等西方老左派是真诚的国际主义者,中国新左派却打着爱国民族主义的大旗。西方老左派批判资本主义,自己也放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身体力行过底层的简朴生活,其理念和行为是一致的。中国新左派却言行不一,如汪晖等人一面反对资本主义,写食洋不化、诘屈聱牙的文章,一面过高高在上的优裕的教授生活。
青年时期的寒春走向中国、奔赴延安,是由于原子弹爆炸改变了她的一生。早在二战期间,作为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一个和平主义者,寒春参加了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当时她认为制造原子弹只是用来威慑希特勒,相信美国不会真的使用。不久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十五万人灰飞烟灭。一直“反对原子科学军用”的寒春,万分震骇而痛苦。她要何去何从?曾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寒春,退出了美国核能研究中心,追随哥哥韩丁和朋友阳早的足迹,投奔了中国革命。
陕北黄土中的瓦窑堡炼铁厂,是寒春工作的第一个单位。而后,夫妇俩先后在西安草滩农场、北京市红星公社等地,从事奶牛饲养机械化和牛种改良的工作,获得多项科学技术奖。文革中有几年,中共为了监视外国专家,曾一度把寒春夫妇调到北京做外文译校。后来他们要求调回农村,拒绝高工资,吃自己种的蔬菜,住简陋的平房,一张用砖块垒成的写字台,用了25年。
◎ 对毛泽东的滔天大罪竟予以宽容
如果寒春只是终生在中国农村喂养奶牛,以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那么毫无疑问,她应该获得我们的崇敬和高度评价。然而,知识分子是要发表言论的,他们的言论是有影响力的。这么多年,寒春一直发表抨击美国、捍卫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言论。
1952年,寒春在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上发言,谴责美国是唯一犯下原子弹罪行的国家。殊不知她所投奔的中国,就曾因为美国的原子弹爆炸而获救,这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举措。她曾向媒体控诉美国大萧条期间,南方葡萄园工人工资低廉受剥削,但不去了解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真相。她指责西方自由社会不自由,民主国家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却对中国大量被囚禁的政治犯不闻不问。她很坚决地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却对中共疯狂迫害知识分子不置一词。
倾心于神话般的中国革命,寒春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迷信的地步。她怀念延安保卫战,赞扬毛泽东以“小米加步枪”战胜强敌。直到2008年,寒春还在日本对《周末澳大利亚报》说:“如果毛泽东还活着就太好了。我当然百分之百支持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切。”她为毛泽东辩护说:“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解放了所有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恶魔。”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说:“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二战之后曾有一段时间,法国左派如萨特等人,“每个人都拉住马克思主义的手,组成一圈美妙的圆舞。”(福柯语)但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这一切结束了。
但是,寒春等人从未完成这个转变。无论中国人经历过多少巨大的人为的灾难,她始终认为罪不在毛泽东,而是下面的人搞坏了。六四血腥事件发生后,寒春和她哥哥韩丁一样谴责邓小平屠杀人民,但她认为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复辟的缘故。
应该说,寒春等西方左派大都是人道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希望减轻人们的苦难、解放被压迫者,才来到中国。但是,当她偏执地迷信毛泽东、终生捍卫毛的革命神话时,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她早年的和平博爱理想。即使不是出于主观愿望,从客观效果来看,我们也只能痛心地说:寒春等人用他们的言论支持了暴政。
◎ 同情心、道德感压倒理性思考
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在探讨这个谜团:为什么西方左派会醉心于东方的革命?从寒春这个个案来看,这种奇怪的现象有着社会、心理和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她耽迷于意识形态的幻象。寒春的姐姐是美共党员,早年常给寒春等人送马列主义书籍。那些书籍唤起了寒春心中的希望。会拉小提琴的年轻人,相信革命会摧毁一个可恶的旧世界,能使人类变得更美好。1948年在陕北,寒春曾给她的导师——美国著名原子科学家费米写信,倾吐她参与“千百万人努力奋斗的事业”的激情。很明显,比起平庸无趣的改良,革命更为诗意盎然,更适合梦想参与壮丽事业的人。
其次,像寒春这样的西方人道主义者会与中国革命者携手,还由于她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压倒了理性的思考。阿伦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曾经谈到“罗伯斯庇尔受同情的激情所驱使”。西方左派发自内心的革命激情,往往导致与同情的目的相反的结果。
同情穷人的左派想要消灭社会上的不平等不公正,但他们身不由己地陷入另一种不平等不公正,例如土改时期的斗地主分田地。左派们跟随的革命领导人,往往无情地背叛追随他的社会群体。寒春们怜悯受苦的穷人,却没有想到要怎样赋予他们基本权利,没有考虑怎样建立一个保护人权的宪政体制,这些都说明理性的缺乏。
再次,纯洁的革命者往往像清教徒一样偏爱美德。关于寒春个人道德的事例很多。例如,她曾说服农场领导给所有工人都上保险,用自己的工资给老保姆发退休金。她甚至长期接济西安草滩农场的一个右派——虽然那是毛泽东惩罚的人。寒春之所以支持文革,是因为她认为文革是底层人民反官僚特权的运动。
对美德的偏爱和理性的欠缺,酿成寒春们的人生误区。当年在延安,寒春见过很多生活极端简朴、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被那种道德氛围所感动,她从此美化了中共的制度。可惜当时不懂中文的寒春,没看到延安以革命名义杀戮文化人王实味的血光。
◎ 把革命意识形态变成宗教的悲剧
曾有西方学者问:法国大革命为何不接纳任何教会?其回答是: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教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做出全面解释,把无产阶级当作完成其使命的选民,这种学说本来就含有犹太-基督教的根源。把革命神圣化的西方左派,就像心怀仁慈和使命感的教徒一样,迎接一个新世界到来。
寒春本来是西方社会的反叛者,她到中国去寻找有意义的人生,结果却在追求中产生幻象,把毛泽东视为不容怀疑的真神,俨然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对于毛泽东及中共所犯下的罪行,寒春在内心里制造了一个封闭的解释系统,把一切坏事都称为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逆流”。这样的状态令我们感到熟悉:上帝永远不会有错,真主总是伟大。
这种革命宗教的迷惑力,甚至可以诱使寒春放弃早年信仰的和平主义。在《一个核物理学家的自述》里,寒春谈到她原先是个和平主义者,甚至反对杀生,但在国民党进攻陕北边区时,她被革命正义感所鼓舞:“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如果敌人来了,我一定冲上去杀死他。”
人的自我欺骗往往可以获得自我心理满足。当这位喜欢哼唱陕北民歌的美国老太太去世时,她心里是很满足的。寒春认为中国是世界人民革命的榜样,认为自己“从自然科学的尖端跨到社会科学的尖端”,此生足矣。
然而,我们不能让这种欺骗继续下去,我们有责任去认识真实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当今中国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同左派理论。如迷途羔羊一般的寒春是一个历史典型,她受骗与自欺的一生悲剧,应该成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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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