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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打起火把照亮人生——劉燕子印象

茉莉


 

 

        打起火把照亮人生——劉燕子印象
 
       

                                                   茉莉
 
 

  見過劉燕子的人都會覺得她外貌美麗而優雅,有點像林妹妹似的弱不禁風。但是,壹個人內在的靈魂成色,則是由另外的標誌來顯示。留學日本至今已經二十年,這位湖南姑娘走的是壹條非同尋常的道路。她逆當今實利主義的時代潮流而動,堅持不懈地以人文主義精神關懷社會,辛勤寫作,執著地譯介中國底層、流亡文學。
 
  “以海天壹色的包容和覆蓋的熱望,伸向社會的暗角心靈的枯井。……在尋覓‘無限’的精神苦旅中,銜著壹根思想的葦草。”這是傅正明送給燕子的詩句。
 
  
 
   ◎ 從文學小資走向廣闊公共領域
 

  燕子青春時期的詩歌,被行家認為有“獨具風格的清麗和澄明”。但那些吟誦“秋雨”“孤寂”的詩句,盡管富有靈性,卻還是屬於小資情調範圍的。從九江師專畢業後,燕子走出國門,負笈東瀛。在求學與求生存的同時,她觀察並思考日本的現實,批判也借鑒日本的歷史。
 
  多年前,燕子送我壹本她的散文集《妳也是神的壹支鉛筆》,這本書初步呈現出她的社會關懷意識。日本的人生百態、社會萬象,在她筆下都饒有趣味。這位讀了教育學和文學兩個碩士學位的姑娘,在異鄉“不斷發現新的草地 ,去餵養自己的精神之羊。”
 
  壹個人公開發表作品,那就說明他或她不僅僅是為自己寫作,而是不可避免地置身於公共領域之中了。雖然燕子的優美散文具有壹定的社會性,但真正令她走向廣闊的公共領域的,還是她介入的“東史郎訴訟案” 事件。在現代中日關系史上上,東史郎訴訟案和《東史郎日記》是關於“南京大屠殺”是否虛構的論爭焦點。
 
  自1997年認識東史郎先生,燕子就擔任他的義務中文翻譯,為揭露二戰期間日軍侵略罪行四處奔走。這種對公共生活的參與,是以壹種“公共記憶”的方式來發揮作用,召喚人們重新記憶被忘卻的歷史。此外,燕子還關註中國貧困兒童就學、慰安婦等問題,並與人合譯日本評論家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以及《戰爭罪責》、《家永三郎自傳》等著作。
 
  在六十萬旅日華人中,燕子是唯壹為東史郎做沒有報酬的中文翻譯的。當時她體弱多病、要拿學位和打工謀生。有壹次跟著東史郎跑中國各地演講,燕子生病發高燒,在香港會場上兩眼壹黑,撲通倒下。但燕子認為:“歷史,總是在暗處,要有人打起松明火把才能照耀出暗部。”
 
  當今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大都把生命安放在私人世俗事務裏面,把自己排除於公共領域之外。而燕子卻在眾人退隱的時候,毫不猶豫地走入公共領域。不願將塵世生命葬送在由物欲構成的個人幸福之中,她在公共生活中打起松明火把,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
 
 

   ◎ 譯介底層流亡文學和“以血書寫者”
 

  人們常把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比作交通工具的換乘。但翻譯不僅具有工具性,被西方翻譯家奉為“守護神”的聖傑羅姆認為:“文學翻譯尤其是壹項倫理任務,而且是壹項反映和復制文學本身的角色的任務,這角色就是擴大我們的同情、教育我們的心靈,……”
 
  在譯介中國文學方面,首先有壹個選擇的問題。從事譯介的人都知道,翻譯當今哪些中文作品最為吃香。即使是西方的譯者也不得不迎合商業化潮流,去翻譯壹些媚俗的作品。由於中國專制政治施加的壓力,許多譯者對中國的底層文學和流亡文學視而不見、避之不及。
 
  2000年,燕子和壹批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創辦了壹個名叫《藍》的中日文雙語文學雜誌。他們把該雜誌的特征定為:“挖掘潛在的、民間的、甚至無法發出聲音的、被歷史和表面信息淹沒的文學。邊緣的,底層的,萌芽的,具獨特個性的文學。海外流亡中國作家的創作。”這份缺乏經費卻獨具壹格的文學雜誌,介紹了大批海內外底層、流亡文學的作家和作品。
 
  而燕子本人,在日本大學教書的同時,長期投入到中國底層、流亡文學的譯介之中。自2000年起,她用四年時間翻譯和研究流亡詩人黃翔,在日本出版專著《黃翔的詩和詩想》。她感興趣的不僅是黃翔的詩歌,更想要把黃翔這個差點被黑暗吞噬的人,“帶出時間的深淵”。
 
  而後,燕子又用了四年的時間翻譯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為了讓日本人了解中國底層,此書光是做註釋就是5萬文字。在翻譯《反革命分子劉德》壹文時,燕子不明白中共的刑罰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利”的含義,還曾特地向我這個前政治犯請教。
 
  2005年7月,燕子夫婦前來瑞典看望我們。當時正在研究西藏流亡詩歌的傅正明,給他們朗誦了藏族詩人旦真旺青的詩歌。被詩句感動了的燕子從此與西藏結緣,關心西藏苦難的命運。她親自到北京探望唯色,而後開始翻譯唯色的《殺劫》壹書。日本人做學問講究精雕細刻,西藏的大量的地名,人名,傳統,都必須找到藏語原文,關於文革的名詞必須加以大量註釋。因此,燕子做西藏這個題目倍加辛苦。此外,燕子還在日本報刊寫讀書專欄,不斷介紹唯色和王力雄的作品。
 
  在日本翻譯這壹類作品,燕子從來沒有得過翻譯費,有時還得自己掏錢買書送人。那麼,是什麼支撐著燕子,以羸弱的身軀去承擔這樣的重荷?為什麼她要選擇被主流所回避的、被禁止的作品去翻譯?有著類似《聖經》的拉丁文譯者聖傑羅姆的理念,燕子把翻譯當作壹項倫理任務。她說:“歷史壹定要有有心人來記錄,否則,我們真的將成為世界上最無恥、無賴的民族,在精神上壹無所靠。”
 
  壹個民族精神的傳承,要靠反映社會疾苦的嚴肅文學。王國維曾經引用尼采的名言:“壹切文學余愛以血書寫者。”被剝奪政治自由的作家,文學是他們唯壹訴說悲憤和呼籲良知的園地。如果所有的譯介者都去迎合泡沫式的消費文化,拒絕化血為墨的作品,那麼,他們不但背叛了翻譯的倫理,也背叛了這個時代。獨具慧眼的譯介者劉燕子,在異國他鄉孤獨而鍥而不舍地,守護著嚴肅文學的壹絲血脈。
 
 
 
   ◎ 歷史黑白鏡頭與基督教人文精神
 

  1989年“六四”發生時,燕子正在長沙結核病醫院住院,被隔離整整壹年。沒能參與八九民運的她,壹直在精神上為六四受害者守靈。她經常在大學裏和日本學生談“六四”,並在2005年與她的先生——日本哲學教授山田正行壹起,提名天安門母親獲諾貝爾和平獎。在對中國人權問題“自律自規”的日本,燕子譯介中國系獄作家的作品,撰文呼籲日本人不要隔岸觀火,因為沈默就是共謀。近年來,燕子夫婦還旅行各國,走訪因“六四”漂泊異鄉不能歸國的流亡者。
 
  在昔日的朋友眼裏,柔弱的燕子現在已經變得不可理喻,她居然成了“壹個赤膊上陣的革命者”,和唯色、廖亦武這類“猛男猛女”混在壹起。現實的幻滅,使多少當年曾如雄鷹般展翅的熱血青年,而後像碎了殼的蝸牛爬回地面。他們不再去探求道路,而壹味貪吃經濟繁榮的果子。退出抗爭的人,往往要為自己尋找理由,要否認與壹個壓迫人的制度抗爭的必要性。
 
  中國國安部註意到了這位經常涉及敏感問題的日籍華人,燕子和她的日本夫君因此成了被邀喝茶的對象,受到中國當局的嚴肅“教育”。但燕子知道做人的底線和尊嚴在哪裏。真正的勇士不壹定是喜歡冒險的人,他們只是面臨威脅不退縮而已。
 
  在燕子的童年記憶裏,存有壹些類似黑白照片的歷史鏡頭。1965年的四清運動,她那在北京林業部設計院工作的爺爺,被誣告為“逃亡地主”,押解到老家批鬥而死。爺爺被批鬥時,始終昂著頭不服。當燕子長大和父親壹起回老家,探望爺爺的衣冠冢,因為突發的洪水過不了河,白發蒼蒼的父親哭倒在壹堆爛泥裏。
 
  這些令人心碎的黑白畫面,與當今燈紅酒綠的“和諧”社會格格不入。這些鏡頭仿佛早已被人遺忘,但卻在不知不覺之中,潛藏在個人和集體的深層記憶裏,使人們得以認識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處。由此我們知道了,為什麼燕子會獨獨鐘情於那些書寫苦難的文學。她的祖父把中國傳統的士人氣節遺傳給了她,她因此有了悲憫的眼光去看人間的文學,不能忍受人類欺壓人類的事情。
 
  “如果不仰望神,我們靠什麼茍活於世?”這是燕子和我討論的問題。燕子的信仰受她的夫君山田的影響。山田是壹位富有博愛精神的虔誠的基督徒,被我們視為“日本的良心”。多年前,山田在日本創建了奧斯威辛和平博物館,使日本人通過奧斯威辛的悲慘,思考日本的侵略戰爭及戰爭責任。在日本主流社會患“集體健忘癥”的時候,他是極少數頑強的抵抗者和行動者之壹。
 
  2009年9月,燕子終於在教會蒙召。雖然我是不肯進入任何宗教的人,但我欣賞燕子信仰的純正,欣賞她對人的摯愛與寬容之心。近年來,海內外不少華人基督徒高談以基督教拯救中國,但他們卻回避現實的黑暗和苦難,主張順服強權。低調、謙卑而又堅毅的燕子,以她所做的壹切,告訴我這類不信神的人,什麼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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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