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30年前的大學學習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某壹秋天，穗瓊1號客輪在海口秀英港起航，輪船裏大約壹半是從海南島到廣州讀書的學生，有到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華南工學院、華南農學院、華南師範學院，也有到暨南大學的。那張船票是我的朋友謝容照的父親買的，他當時在海口港務局工作，容照考上廣州外國語學院，我們兩人在壹個二等艙房間。
   
    虛度年華
   
    經過26個小時的航行後，第二天中午，天氣炎熱，太陽似火，輪船在廣州港洲頭咀客運碼頭靠岸。我們有點激動，還沒有下船，大家焦慮地站在甲板上，都在翹首尋找自己學校的新生接待站，盼望有老生來引路。我終於找到了：
   
    歡迎到康樂園的學子
   
    中山大學新生接待站
   
    容照也找到了廣州外國語學院的接待站，廣外的人似乎不多，司機自己斷定人到齊了，便啟動馬達，開車到白雲山。與容照告別後，我還在炎熱的天氣下等候。我壹直在納悶，為什麼中大接待站那邊沒有汽車在等待，壹個多小時後，來了壹輛敞篷卡車，原來是中大的人太多，必須分批運輸。我們大包小包上車後，每個人都是站著，扶著自己的行李，汽車徐徐離開碼頭，往河南（廣州人習慣稱海珠區為“河南”）的方向開，我們享受羅馬教皇般的待遇，站在敞篷車上，領略羊城風光，好不派頭。
   
    汽車到達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我以為司機開錯路，不過馬上往左拐，進入中大的東門，直開，到達新生宿舍，下車。真的是新造的四棟五層樓，我們是入住的第壹批人。外語系在五樓，另壹邊哲學系的新生，樓下是中文系，對樓是經濟系和計算機系，鄰樓是歷史系，斜對面是（多系合住）女生宿舍。
   
    把行李放下後，我們到東區學生食堂接待站報到，那裏什麼樣的標語和口號都有：歡迎未來的文學家（中文系）；歡迎未來的經濟學家（經濟系）；歡迎未來的哲學家（哲學系）；歡迎未來的地質學家（地質系）；……外語系的老師似乎很低調，沒有任何標語和口號。
   
    安頓好後，我急得要弄清楚，為什麼中山大學叫康樂園。原來，中山大學南校區的校園稱康樂園。中大的康樂園和北大的未名湖，並稱中國大學自然景觀之最美麗者：北有未名湖，南有康樂園。
   
    據中山大學教授張海鷗言：南朝宋元嘉十載（公元433年），文帝逐康樂公謝靈運於廣州，旋“詔於廣州行棄市刑”（《宋書》《南史》）。公晉室貴胄，大名士，創山水詩。以晉亡入宋，而不合於劉氏，乃流連於浙東曠野明沙、池塘春草之間，終飄零於嶺南。今珠江南岸康樂園者，或即康樂公之禁所。
   
    康樂公舊居早已無存，後人甚至無從考證馬崗頂的茂林修竹間，是否曾經響起過他優雅的木履聲。但他臨刑前所作的詩篇卻載於史乘：“恨我君子誌，不獲巖上泯”。這千古遺恨回蕩在康園夜色中，與惺亭的無言、黑石屋的神秘、寒柳堂的特立，以及這學府的百年變遷，都積澱為康園文化。
   
    在美國美北長老會海外差會同意下，1888年於中國廣州創立了壹所不隸屬於任何教派的基督教大學，為民國時期13所中國基督教大學之壹，即格致書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1903年5月更名嶺南學堂（英文名稱改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同年，鐘榮光在廣州河南康樂村購置200畝地，搭起板房作為臨時校舍，開始招生上課。後經其不懈努力，在此後數年為嶺南學堂籌得120萬元，興建校舍，增添設備，於河南島（海珠區）康樂村壹帶建設永久校園。1906年成為中國第壹所準許男女同校上課的學校。1907年由晏文士（Dr. Charles K.Edmunds）繼任監督，仍由鐘榮光協理校務。1912年9月，辛亥革命後，中文名稱改為“嶺南學校”，英文名稱則仍用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16年開設文理科大學，1918年首屆學士生畢業。
   
    1949年以後，在1952年的中國高校院系調整，與原國立中山大學合並組成中山大學，中山大學主校區遷至原嶺南大學康樂園校址。
   
    我個人的理解，是中山大學占據了嶺南大學的康樂園校區。
   
    康樂園這麼壹片土地，坐落於珠江之畔、鬧市之中，卻隔離了城市的喧囂與聒噪，隔離了社會的復雜和功利，讓壹代又壹代的年輕人在這裏放飛了夢想，讓他們的生活在此起航。紅磚綠瓦的老房子見證了歲月的流轉，在這個充滿了文化氣息與歷史回憶的地方，我卻在那裏虛度了4年時光。
   
    鄧拓認為“古今壹切有成就的人，都很嚴肅地對待自己的生命，不虛度年華。”我則在康樂園虛度光陰、浪費時間、遊手好閑整整4年。
   
    不務正業
   
    那年頭，教書的是“臭老九”，有些還沒有從“牛棚”裏出來，但是，德語文學的黃永繁老師剛摘下“右派”帽子，穿著長袍馬褂，夏天也戴著帽子，終年不脫。黃老師身體還不錯，出國前看望過他老人家，出國後仍有書信來往，他女婿曾在德國讀醫學，女兒畢業於廣外，在德國讀日耳曼語言文學。
   
    那年頭，同學們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壹線，路都不拐。外語專業自古以來是“計劃”式呆板教學，壹二年級學習語音語言基礎、口語、聽力，三四年級精讀、泛讀、翻譯、報刊選讀。我這個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歡學習內容被規範、被計劃、被灌輸、被指導。所以，我下午大多數時間都泡在歷史系課室，聽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在經濟系課室，學西方經濟地理；在哲學系課室，讀黑格爾。
   
    實話實說，讀書的時候不太熱衷於參加社團、學生會等，唯壹的壹次是，學生會舉辦綜合知識競賽，我被邀請參加外語類的評卷工作。記得最後壹天“收工”後，王平（海口人、經濟系、學生會學習部長）在東區學生食堂請客吃宵夜。
   
    但是，我非常熱心關註和事奉《紅豆》。中文系蘇煒（海南知青）他們成立了“中山大學鐘樓文學社”，得到了吳宏聰、王起、金欽俊等老師的支持，蘇煒任社長，不久創辦校園雜誌《紅豆》，蘇煒任主編。編委有王培楠、陳平原（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鄭紅（現任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是78級中文系的壹位班長，海南文昌人，我們星期六晚上在中區露天電影廣場賣《紅豆》。鄭紅有壹點點靦腆，不敢吆喝。我天生大嗓門，不用喊人家也聽得到：“賣《紅豆》，3角5分錢壹斤！”賣了的錢交了上去。
   
    我們賣的那期《紅豆》是第四期，裏面有海南老鄉馮淑萍（77級中文系的壹位班長）的小說，同期還發表了毛鐵、劉浩、駱矩、谷風、田新生、何東平、蔡東士的小說，吳少秋、康莊、曉麟、曼華、流波的詩歌，“鐘樓論壇”欄目中則有陳平原、劉之光、林英男、小舟、曉金的論文和雜文，卷首是蘇煒、王培楠的《春來紅豆發新枝——寫在紅豆創刊壹周年之際》，文末寫道：“擱筆之際，只聽得珠江漲潮的濤聲，隱隱傳來。臨窗眺望，我們默默地想：在新的壹年裏，應該采擷更多晶亮結實的紅豆，獻給扶持幫助我們的老壹輩，獻給廣大熱情真誠的讀者，讓她，在1980年的春風裏留下點點殷紅……”這篇文字寫於1979年12月18日。
   
    但是，天不如人願，1980年的“春風”吹過不久，《紅豆》就和全國各地高校的刊物壹起，被迫停刊。
   
    有壹天晚修9點鐘休息，我在中區圖書館旁邊遇到鄭紅，我們聊天，正好看到中文系的吳宏聰老師。那年代，課間休息時，學校有線廣播不停地播放“十首精選歌曲”， 吳宏聰老師聽著聽著：“有點不象話，全國十億人，只聽十首歌！”吳宏聰教授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是，30多年來，這句話、這15個字，我至今還沒有忘記。
   
    根據蘇煒的回憶文章，當年有壹期《紅豆》出了個什麼“問題”，上面的“山大王”要求停刊，要求處分作者，結果是吳老師出面，硬是頂住了。後來高校刊物“壹刀切”，吳老師也無能為力了。
   
    經歷那場運動後，蘇煒到了美國，他和蘇曉康、孔捷生等辦了壹份刊物，我則以“華驊”的筆名為他們撰稿。
   
    在中大讀書時，幾次與鄭紅壹起看望鄭心伶老師。我在羅峰中學讀書時，鄭心伶等許多畢業於華師、廣外者在那裏任教，是羅峰中學教育回潮最鼎盛的時期。鄭紅則是文昌中學時心伶老師的學生。鄭心伶老師當年是廣東魯迅研究室主任，每次到他家，師母都會做很多菜來招待我們。每次看到鄭心伶老師，我都是聯想到他在羅峰中學，傍晚時打排球瀟灑的姿勢，或者修水利勞動時他挑擔子的樣子，根本沒有把他跟魯迅聯系起來。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問：“老師，妳研究魯迅，研究出什麼名堂？”老師：“先生說，為什麼中國人采取打屁股來懲罰小孩，因為屁股的肉多，容易打。”
   
    倒是1995年在臺灣時，有壹次跟錢理群交談，他告訴我，鄭心伶的魯迅研究，建樹獨特。自古文昌人就是這個毛病，喜歡跟別人不壹樣。
   
    行筆到此，我們大學外事辦主任Andreas Weihe博士（2012年3月7日）帶來廣州客人，原來是來自母校康樂園中山大學外語學院的老師。王賓教授，這位1967年畢業後在新疆生活了11年的學長，1979年再次考回母校，讀戴鎦齡、王宗炎培養的碩士班。今天他帶領翻譯學院現任院長黃國文和黨委副書記陳有誌，到我們大學來商談校際合作。
   
    2005年，我們大學校長Godehard Ruppert教授要到西安交大談合作，他拿著荀子《勸學篇》的壹句話“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讓我教他用中文怎麼讀。我說，荀子那麼多話，妳非要讀這句話，這麼難念，我這個海南人都念不出來，妳不論怎麼念，都帶有巴伐利亞口音。
   
    如今，兩個母校合作，不務正業的我，積跬步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