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秀笔下“熟悉的陌生人”
———读《楼上楼下》
茉莉
小说家不是上帝，但他们却能在笔下还原过去的生活，重现甚至创造一个时代。常常会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活着的和死去的，老的或少的，美的或丑的，在小说家身边游荡。他们哭着或笑着，叫嚷着或沉默着，要求小说家再现他们的身影，并解释他们的时代与命运之谜。
也许是因为被很多人物及其命运所纠缠，也许是因为如泰戈尔所说，“埋在诗人心中的深沉感受要通过语言的优美形式求得自己的永恒性。”韩秀——一位曾在中国滞留三十多年的美国女作家，把她从1984年起陆续在台湾发表的九篇短篇小说，在艺术上做一番细致的加工修改，以《楼上楼下》为书名，在柯捷出版社再次结集出版。于是，读者又嗅到了那个时代浓郁的气息，那个时代的人物———一群为我们所熟悉的陌生人，欢快地或者沉重地，情愿地或者不情愿地，向我们迎面走来。
◎ 再现一个戏剧化的八十年代
对于我们这一代把命运抛进动荡岁月的人来说，读韩秀的小说，是一种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体验。八十年代，一个回望起来令人怦然心动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一时脱掉了政治高压的镣铐，走出漫长的黑暗隧道终于见到了光明。青春、理想和热情，令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可以展翅飞翔起来。然而，一场猝不及防的血与火的灾难，结束了那个生气勃勃的浪漫时代。
在韩秀的小说里，我们看到那个短暂而戏剧化的时代又回来了。九篇故事，被人称为中国八十年代“民间社会的浮世绘”。以精致的写实技巧，韩秀描绘了一个特殊时代下北京各阶层市民的生活，各种人物的不同表现及其不同命运。
那是一个百废俱兴却又充满阴影的时代。在《不惑之年》里，曾经下乡受难的宋坚放下他的《红楼梦》研究，为了给贫苦农民一点帮助，孤军奋战办起了《农村青年》周刊。但1986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引起当局及其鹰犬们的吠声，这位有志向有奉献精神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仍然是被猫玩弄于爪下的老鼠，只好考虑妻子提出的出国的建议。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而又令人失望的时代。在农贸市场卖雪花梨的张宝治，是《白日已尽》里的主人公。大跃进的那一年，他因为写信给敬爱的周总理要求检查大炼钢铁的过火行为，被注销户口发配青海劳改农场。二十一年后，张宝治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他日思夜梦的北京城，但家乡北京和他的父亲一样，都向他展示了冷若冰霜的面孔。
那是“出国热”开始发烧的时代。身为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员，韩秀和她的先生遇到了种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短篇《电话》逼真地描绘了一些急切寻求出国签证的人们，他们的向往与无奈，以及种种不择手段的手段。
那是告密者仍然活跃的时代。《楼上楼下》里的顾威在文革时期连弟弟都揭发，在八十年代里又和儿子合作告密。街道上以告密为专业的罗大妈，如今可以用电话直通邢部长了。报社的“一号种子选手”钟鼎成又东山再起，仍然口沫横飞。
那也是理想主义者为理想献身的时代。静宜的媳妇子建，自1989年4月学生游行就开始两眼放光，后来她参与围军车，留下话，让家里人别等她了。老右派的儿子柳晨从美国回来就直奔北大，立即就被便衣跟踪。化学系的林宏搞到了高干子弟经商的名单，却落到公安局手里。在军队里官儿越做越大的陈怡，在狂风大作的时候，决意与绝食的学生站在一起。
判断一本小说的成败，不是看它的语言多么漂亮、情节多么离奇，而是要看它是否留下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从韩秀笔下走出来的人物，往往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却又有几分陌生。别林斯基称这种人物为：“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他们来自日常生活，具有普遍性；“陌生”是因为这些人物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属于作者的审美创造。
《下班以后》的女工李玉静老是穿一件月白褂。她和很多人一样命运坎坷，父母在文革中惨死，自己下乡，结婚生女，离婚再婚。作者描绘服装厂的环境，表现李玉静独具一格的行为特征。当她像祥林嫂一样万般忍耐的时候，她用嘴咬线头儿；当她终于决定摆脱婆家的胡搅蛮缠时，她用剪刀干净地剪断了线头。
欧美文论中有观点认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在韩秀的小说中，有不少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例如，性格刚烈的“小老大”赵玉生，怀着对街道积极分子的深仇大恨，经常用拳头收拾坏胚子。某戏剧家年过七十的遗孀，涂着鲜红的嘴唇谋划着，指望她早年抛弃的那个女儿接她去美国享福。女人的虚荣和势利令作者叹息。
在《老大夫》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品格至善的人物。老大夫是北京胡同院子里的高人，他的医术如同华佗再世。即使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入大狱，被剥夺处方权长达三十年，他仍然乐观地对待生活，尽力治病救人。
写人物性格发展的质变，也是韩秀小说的一个特色。例如，张宝治的父亲原本是一个随和的人，对发配去青海的儿子很是爱护，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这位老人变得吝啬、冷酷而不近人情。
◎ 走出中国把对人的关怀留下
在《为了人间那许多暖意(代跋)》中，韩秀阐述自己的写作意图：“在华文的文学世界里，有着顽强的写实精神，任何批评与鄙薄都无法阻止那些早已将灵魂献给了文学的人，以其满腔的真诚写出真实的、非虚构的人生。”
这即是说，韩秀运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是一种古老而又从未过时的武功，它需要敏锐的观察力，需要塑造人物和描写生活场景的功力。它更需要的是，对这一个或者那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人的关怀。作者以富于人性的的言说，展现那些孤独的不幸者的命运，使他们成其为人并获得永生。
韩秀的写作，令我想起丹麦著名女作家狄尼森（Lsak Dinesen）。出身贵族家庭的狄尼森于1914年随男爵丈夫旅居肯尼亚，经营咖啡农场。十七年后她返回丹麦，已年华不再，失去了婚姻、爱情和财产。然而，当这位失去一切的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在狄尼森的名作《走出非洲》里，她描绘了如诗如画的肯尼亚风光、原始淳朴的非洲人，以及白人种植园主的生活与爱情故事。
狄尼森走出了非洲，却又没有走出非洲。韩秀也是如此。她离开了中国，却把她的关爱留在中国。韩秀之所以成为一个有信念有坚持的优秀华文作家，与她在中国滞留三十余年的经历有关。在长篇自传性小说《折射》里，韩秀叙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美混血儿在中国的经历。从失学到上山下乡，从山西偏僻农村到草木不生的戈壁滩，遭受侮辱与歧视，韩秀早年的命运充满了悲剧性。
孑然一身地，韩秀回到对她来说象征着自由与尊严的美国。多年来，她在海外用心血写作，捧出了近三十本书籍。极权制度曾经剥夺她的自由和青春，她以勇气、诚实和坚毅战胜了命运。昔日的苦难和生活阅历，给她的心灵开辟出一片广阔的空间，结出繁茂甜美的文学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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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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