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专稿:揭秘穆斯林恐怖自杀袭击(1)


与大多中文媒体醉心于渲染女明星“不穿内裤、春光乍泄”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报刊或网站的版面上，“穆斯林恐怖自杀袭击”的新闻总是既扫兴却又抢眼地放在头版头条；血淋淋的新闻图片似乎时刻在提醒读者：这个世界不太平。

几天前大多美国媒体都报道了伊拉克又一起恐怖自杀袭击事件，一辆满载炸弹的卡车在提克里特(Tikrit)附近一个警察局门前爆炸，导致15人死亡、45人受伤。既然是“恐怖自杀袭击”，故死者也包括了卡车司机。这类自杀袭击在伊拉克已经多得难以统计，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另据报道，就在发生上述爆炸的同一天，巴格达南部的另一起自杀爆炸事件至少使6人死伤。

“自杀袭击(suicide attack)”越来越成为伊拉克战争和世界各地战争中，穆斯林极端武装力量处理军事冲突的“杀手锏”，令他们的对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军队无可奈何。多年来，西方军事专家与战争史学者，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医学与精神病学的研究人员都试图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寻找“穆斯林恐怖自杀袭击”的根源。

专家指出，自杀袭击在军事上只应被界定为某种“战术(tactic)”；即使是在视人命“至高无上”的西方军队，自杀袭击也并非绝对地被一概排斥。相反，在某些极为关键的战役中，从战争全局考量，最高军事指挥当局也有可能允许少量受到严格控制的类似自杀袭击的行动得以进行。但是近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穆斯林极端武装力量显然将自杀袭击当成对抗西方军队的一种“战略(strategy)”在使用，并且这种“战略”的使用具有日益频繁和广泛的趋势----自杀袭击的执行者已经远远不限于现役军人或男子，甚至还包括妇女和儿童。

“穆斯林恐怖自杀袭击”带有强烈的政治、宗教情感和鲜明的种族、独立意识。美国芝加哥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统计证明，近十年来发生在穆斯林居民聚居地区多达95%的自杀袭击“都带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倾向”，即“迫使外国占领军撤离”。该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佩帕(Robert Paper)指出，“自杀袭击战略”的“威慑力“还在于它有可能“影响”“舆论起支配作用的西方国家”。

作为一种战略，“穆斯林恐怖自杀袭击”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它的组织性与非组织性强有力的结合。西方学者特别注意到自杀袭击者----通常被称为“殉难者(martyrs)”----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动机，认为上述“组织与非组织的结合”促使穆斯林人口中自杀袭击者源源不断地涌现，而且他们都以此为光荣和神圣。媒体对自杀袭击的内幕进行过报道，许多证据显示“穆斯林殉难者”的亲属通常可能获得一笔报酬；但也有人提出过相反例证证明不少人“殉难”后仅仅受到“精神嘉奖”。

在穆斯林极端武装力量有组织地进行自杀袭击的同时，更多的“个体自杀袭击者”也在积极配合。国际恐怖主义研究机构的分析显示，这些分散的“殉难者”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又是有组织的”，而他们的“精神组织者”通常就是极端的穆斯林基本教义派的出版物、穆斯林极端主义组织的电子邮件、互联网中的自杀袭击教材以及宾·拉登等人类似心理暗示的“教导和号召”。

西方学者惊异地发现穆斯林“殉难者”远非美国人在“九一一”后对阿拉伯恐怖分子所形容的那样，“全是一些疯子和头脑狂热的穷光蛋”；相反，许多自愿充当“人肉炸弹”的自杀袭击者都是“冷静和富有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这些穆斯林中产阶级人士虽明知“无法扭转乾坤”，却仍深信自杀袭击是其“唯一有效反抗和改变世界的方式”。当然，“富有的殉难者”并不代表所有的案例。

另有研究指出，“穆斯林民族极端伊斯兰教义的灌输”是造成自杀袭击者“自愿殉难”强烈精神冲动，和穆斯林极端武装力量内持久“殉难氛围”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据著名的“巴勒斯坦媒体观察(Palestine Media Watch)”报道，巴勒斯坦穆斯林男童从小就受到“殉难”的教育，而社会舆论对自杀袭击的支持度亦一贯居高不下。

报道说，巴勒斯坦六到九岁的穆斯林男童沉湎于在“死亡游戏”中“扮演死者”，十到十三岁时常常在新闻媒体面前表达“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愿望。而当他们长到十四岁左右，很多人都已经参加正式或非正式的自杀袭击训练。巴媒体并不掩饰少数穆斯林男孩在这种气氛中所受到的巨大精神压力，然而据说更多的人都能做到“视死如归”。报道还描述，一位穆斯林少年赴耶路撒冷执行攻击任务之前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为我的死庆贺吧妈妈，请不要哭泣，为真主殉道是多么幸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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