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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緘默協議到歷史記憶法———談西班牙追究佛朗哥罪行

茉莉


 

 

                       

               從緘默協議到歷史記憶法
                                           
             ———談西班牙追究佛朗哥罪行


                                    茉莉                                    


“我記住橄欖樹林的壹陣悲風。”當西班牙著名詩人洛爾加吟誦這句詩時,他不曾想到,1936年八月的壹個黎明,他會被佛朗哥的長槍隊殺害在橄欖樹林邊。由於拒絕為獨裁時代演出,不朽的大提琴家卡薩斯流亡在法國邊界的壹個小鎮,十幾年遙望著祖國西班牙,直至年邁客死他鄉。

他們經歷的是西班牙歷史上的壹場巨大劫難。在1936年到1939年的內戰中,至少有六十四萬人像詩人洛爾加壹樣被殺死,有十幾萬人在戰後被佛朗哥政權報復性鎮壓。此外還有幾十萬流亡者,和音樂家卡薩斯壹樣逃往異國。

西班牙的“亡人谷”,陽光下累累白骨,正如著名評論家拉臘當年曾為西班牙寫下的墓誌銘:“這裏埋葬著半個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個西班牙手裏。”

然而,這樣涉及千家萬戶的巨大罪惡,卻在七十年裏被西班牙官方隱藏了。直到2007年10月31日,西班牙國會眾議院通過《歷史記憶法》,第壹次以法律形式正式譴責佛朗哥的獨裁統治。12月10日,西班牙參議院通過了這個法律。血流成河的歷史傷痛,終於公開在陽光之下。

這個回溯歷史的正義法案,被形容為壹個手榴彈,在西班牙朝野爆炸開來。之所以爆炸聲這麼強烈,是因為這段歷史已經沈睡得太久。




◎ 四十年血腥,三十年緘默



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瑞典和丹麥等北歐國家,都有人前去參加國際縱隊,支持西班牙的共和國政府,他們中不少人在和佛朗哥作戰中犧牲。因此,北歐國家的知識分子壹直很奇怪,為什麼西班牙人至今不去追究佛朗哥統治時期濫殺無辜的罪行。英國的壹個歷史學家曾經撰寫壹本書,專門談“西班牙集體健忘癥”的問題。

在佛朗哥專制統治四十年間,人們道路以目不能聲張,還情有可原,但在西班牙走向民主和現代化的後三十年間,歷史真相仍然喑啞,這就涉及到西班牙特別復雜的歷史社會背景。

首先是佛朗哥本人的復雜性。這位殺人不眨眼的獨裁者,在71年前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左派共和政府,由此引發了著名的西班牙內戰,由於有希特勒、墨索裏尼的支持,佛朗哥擊敗了共和派,自任攝政王,在國內實施軍事統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佛朗哥出人意料地讓西班牙保持中立,間接地協助了盟軍。在後來的冷戰中,佛朗哥和美國保持盟友關系,令西班牙躋身於工業國家之列,獲得經濟起飛。


其次,西班牙政治改革的艱巨性,導致長期的妥協。1975年,佛朗哥終於去世,但他的統治集團原班人馬不動,只有佛朗哥生前指定的國王胡安·卡洛斯壹世是壹個新人。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政權的和平轉移,執政黨和在野黨壹致同意,放下過去的恩怨。從此西班牙開始政治改革,廢除高壓政策,從壹黨制轉為多黨制,在法律上認可在野黨的合法性。

這是壹個舊的專制體制自身啟動的政治改革,這個改革避免了暴力和社會動蕩,取得了成功。但這個成功付出的代價是:忽視罪惡,對真相保持沈默。當時各派達成壹份“緘默協議”,又稱為“遺忘協議”,對於內戰和佛朗哥獨裁統治的罪行既往不咎。



◎ 殘缺的民主得以健全和完整



無論西班牙從獨裁到民主的和平過渡多麼成功,但“緘默協議”的存在表明,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是殘缺的,是有瑕疵的。當年西班牙人急於擺脫令他們痛徹骨髓的過去,選擇了遺忘,掩蓋了傷痕,只是壹種權宜之計。壹旦這個國家的民主走向成熟,人們痛定思痛,就需要尋求和反思真相了。

於是,這個遲來的《歷史記憶法》就必然性地產生了。它的主要內容是:在佛朗哥獨裁統治期間的政治法庭及其判決均屬違法,因此受刑的反對派人士和遊擊隊員都將恢復名譽,而這些人及他們的親屬有權提出賠償申請。此外,西班牙社會中有佛朗哥痕跡的內容,包括廣場、紀念碑等都將被清除或者改造。

這就令人想起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1994年,南非黑人從種族隔離制度下解放出來,壹年之後,曼德拉領導的政府便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處理1960年到1994年之間所有人犯下的罪行。當圖圖大主教領導這個委員會開始工作時,他譴責了遺忘,強調真正的寬恕要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上。

人們都知道,犧牲真相和正義,並不能換來真正的和解,反文明反人類的罪行如果得不到清算,社會將壹直潛藏著仇恨與反擊的可能。因此,不少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都如南非壹樣,采取“以大赦換真相”的方式處理歷史問題。比較起他國來,西班牙已經遲延了三十年。

由於舊制度還擁有壹定勢力,這個《歷史記憶法》在產生過程中曾阻力重重。現在,廣大西班牙人認識到,為了西班牙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他們就必須超越“緘默協議”,直面創傷累累的歷史。這個立法是遲來的正義,它在這個國家終於有能力、有勇氣承擔真相的時候產生了。



◎ 佛朗哥與毛澤東鄧小平何其相似



蘇聯前總理赫魯曉夫的孫女妮娜.赫魯曉娃教授曾說:“斯大林、佛朗哥、鐵托和毛澤東;在統治方略和手段上何其相似,但他們如何從政壇消逝的情況卻迥異,這些不同會對他們所在的社會產生短期和長期的重大影響。”

盡管在意識形態上有左右之分,但佛朗哥在其統治的前期,和毛澤東血腥鎮壓的鐵腕手段如出壹轍。不同的是,毛澤東在死亡之前,把中國折騰到經濟崩潰的邊緣,而佛朗哥卻在其統治後期,將西班牙帶進壹個比較繁榮的社會。

而毛澤東的繼承人鄧小平卻類似後期的佛朗哥,他在政治上壓制異己,卻使社會生活開始松動,其市場開放政策導致西方資金大量湧入中國,使中國的經濟獲得發展,從而使中共的壹黨專制得以延續。

正因為如此,如西班牙到處可見佛朗哥塑像,以佛朗哥為標誌的建築物和街道壹樣,中國的獨裁者毛澤東在死去三十年後,其雕像和以其為名的機構和建築物也俯拾皆是,他仍然是許多中國人崇拜的“神”。盡管在毛澤東殘酷統治期間,有幾千萬人喪失生命,但中國人仍然贊頌毛澤東,高唱東方紅。

由此可見,要記憶壹部真實歷史有多麼艱難。阻止人民正確記憶的,不僅有當權者的故意,還有人心的勢利與健忘。



◎ 文學藝術彌補長期的緘默



索爾仁尼琴曾說:“忘舊事者失雙目!”不少國家都有自己不堪回首的舊事,他們寧肯蒙住眼睛不去回憶。例如法國維系政府在二戰時,就曾經和納粹合作。由於當時大部分法國人都支持維希政府,光復法國的戴高樂將軍只好掩蓋塗抹這壹段歷史。

但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捍衛歷史記憶,包括那些最痛苦最屈辱的記憶。因此,法國導演歐佛斯在法國朝野都不願再提舊事的六十年代,拍攝了壹部著名的記錄片《悲哀與憐憫》,展示出法國政府投降、人民懦弱地為納粹效勞的真實。此片在法國壹度被禁演。

西班牙的知識分子也不肯沈默。在《歷史記憶法》未曾頒布之前,就有西班牙的藝術家,竭力在文學藝術中留下那段歷史的痕跡。例如電影《羊男的迷宮》,就是以西班牙內戰後的法西斯統治為背景的,故事中小女孩的繼父,是佛朗哥政權下的兇惡軍人,他奉命到鄉間剿殺反抗遊擊隊。殘酷的現實令人人窒息,小女孩只能在恐懼中躲進自己的幻想世界。

無論如何,公開歷史真相、讓歷史接受公眾檢驗,是民主制度的要義。不管中國的經濟如何繁榮,在中共統治下發生的壹切殺戮與鎮壓,都應該在未來的民主制度下得到清理和追究。最近西班牙頒布的《歷史記憶法》,鼓勵我們堅守這壹信念。在那壹天到來之前,中國的作家、學者、記者、制片人和歷史研究者都應該做有心人,盡可能地給我們經歷的時代保存下完整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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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8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