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资本家和社会福祉
    ———瓦伦贝尔家族传奇

    
         茉莉

  前不久，彼得·瓦伦贝尔(Peter Wallenberg)——被视为瑞典“无冕之王”的瓦伦贝尔家族已退休的掌门人，破天荒地接受电视记者采访，侃侃而谈这个已经五代相传的家族企业的历史。

  尽管有着令人难言的悲剧故事，例如一位继承者因为承受不了巨大压力而自杀身亡，但这个家族经过一百多年代代相传的奋斗，不仅自身声名显赫、富可敌国，而且以它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工业实体力，帮助瑞典晋身于欧洲富庶国家之列。

  “在瑞典，这个名字是资本主义、权力和社会福祉的同义词。从19世纪中叶起，这个家族便作为最成功的资本帝国典范，在历史上着意镌刻他们无与伦比的形象了。”传记作家凯迪·马尔顿在他的书中这样描绘瓦伦贝尔家族。

  这就令我们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感到惊奇：被马克思主义视为贪婪剥削者的资本家，怎么会成为社会福祉的同义词？稍稍了解一下就可发现，和当今中国那些巧取豪夺的权贵资本家最大的不同，瓦伦贝尔和它所代表的瑞典资本家长期和工人携手，创造了瑞典优越的福利社会。

   ◎ “锦绣夜行”是瑞典传统

  我的瑞典女友玛格丽达已经退休了，但她告诉我，她这才是第一次看到瓦伦贝尔家族领袖在电视上说话。不但这个家族行事如此低调，瑞典的其他富人，大都也是静悄悄地享受自己的富裕，没有人像中国现在的新富阶层那样奢靡和招摇。因为北欧的上流社会都视炫耀财富为鄙俗行为，北欧的媒体也以反映下层人民的困难为己任。

  这里有一个文化差异问题。中国古人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种要穿着锦绣衣裳在白天走路的传统心态，令中国富人们不可一世地挥金如土，肆意炫耀他们无限风光的豪华。中国媒体也争先恐后地巴结崇拜富人，毫不顾忌沦入底层的穷人的感受。

  而在瑞典文化中，受新教和北方乡村道德观的影响，人们天性憎恶铺张、奢侈、华丽和自吹自擂，崇尚勤奋、礼貌、责任感及虚心等美德。一个半世纪以来，瓦伦贝尔家族的继承者都恪守一句拉丁箴言：“存在，但不可见。”这种简约、恪己而又非常自信的处事传统，使这个商业家族在形成庞大规模的同时，仍然保持谦虚谨慎而富有责任感的贵族气质。

  这样一个有着农场主和乡村牧师悠远背景的家族，在百年致富并成为瑞典经济巨大支柱的过程中，在其他领域也产生了一些优异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拉乌尔·瓦伦贝尔。这位人道主义者在1944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瑞典驻匈牙利的外交官，从纳粹的魔爪中拯救了十万名犹太人。但这位了不起的救难者却无法拯救自己，他死在前苏联的监狱中。这是一位瑞典“辛德勒”的故事。

   ◎ 人道资本主义和善良资本家

  尽管是世界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会，但瑞典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百分之九十的企业，仍然在私人手中，甚至可以视为大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例如，瓦伦贝尔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帝国，它除了银行金融事业之外，还控制了北欧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工业集团，其中有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瑞典滚珠轴承公司、阿斯利康制药集团等世界知名企业。

  但是，这种被财团控制的经济体制，却给人民提供良好的福利措施，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因此，瑞典的资本主义在西方被称为“人道资本主义”。我不止一次地询问我的瑞典朋友，如果瑞典经济制度可称为“人道资本主义”，那么，瓦伦贝尔家族可否称为“善良资本家”？即使是工会世家出身的瑞典人，也对此持肯定态度，并表露出他们的感谢之情。

  为什么人们会对垄断财富的资本家怀有感激之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工人还处于普遍的贫穷之中，四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其时工会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组织过多次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在俄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眼看就要越过波罗的海传到瑞典来。

  由于不愿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在瑞典轰响，瑞典社会选择了改良的道路。资本家和工会都认识到，劳资双方是互相依赖的，于是他们考虑走出困局的方法，决定以劳资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1928年，瑞典议会通过有关集体谈判的法案，并成立了劳动法庭，专门受理劳资纠纷案件。
     
  
   ◎ 盐湖浴场奠定“瑞典模式”
  

  那是1938年12月一个阴暗的日子，却是瑞典历史上最光辉的一天。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座叫Saltsjobaden（意为盐湖浴场）的小镇，诞生了一个为“瑞典模式”奠基的协议。当时，全国劳工代表和资本家代表，在这个风景秀美的渡假旅馆里，制订一系列有关规范集体谈判与企业争议等问题的原则，作为劳资和谐共处的基础。

  这个劳资和平协议签订之后，双方的敌意得以消除。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责任感和妥协精神，给瑞典企业带来和衷共济的气氛。瑞典因此没有出现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导致流血冲突的劳资矛盾，整个社会走向祥和与富裕。

  导致“瑞典模式”实现的主要功臣是社会民主党。虽然瑞典社会民主政治早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它本质上是斯堪的拉维亚特有的政治形态，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联。它既高度适应瑞典需要和人民生活，也能与资本主义合作。社民党一开始就主张走中间路线，即议会改良道路。所以，该党执政以后，就以中间人的角色来保证劳资和平谈判的成功。

  而瓦伦贝尔等资本家利益集团，在推进“瑞典模式”的进程中也功不可没，这个家族集团因此被奉为民主和兼容性的范例。由于政府、资方和劳方三驾马车能够和谐运行，瑞典经济在上个世纪中后期迅速地赶上英法等国，从后进国家一跃为先进。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个世纪欧洲的两次大战中，瑞典以中立国的身份躲过了战火。当时，瓦伦贝尔家族的马库斯曾作为瑞典政府的代表，同时与英、德两国展开商业谈判。该家族旗下的“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与纳粹保持了密切关系，这一点曾在战后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后来英国档案馆研究表明，瓦伦贝尔家族利用和德国纳粹的关系为盟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 “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为什么瑞典的资本家比较善良？除了这里的资本家具有爱国情怀的因素之外，更与瑞典健全的民主制度有关。瑞典民主制度与众不同的奇特性就在这里：它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尽可能平衡的权力制度，一方面，这个国家拥有以瓦伦贝尔家族为首的少数工业金融巨头，控制着经济命脉；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并有强大的工会运动为其后盾，使之成为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力量。

  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因素，即宗教在“瑞典模式”的奠定过程中曾经产生过的重要影响。历史上，做为国教的瑞典基督教不但从事慈善事业，也扮演着道德裁判的角色。比如，它可以惩罚拒绝“救济穷人”的富人，将他们逐出教会。 更主要的是，基督教教义中“对邻人的爱”，和瑞典民族善于互助合作的传统、以及现代平等观点和人权理念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当今瑞典精神。

  比较瑞典的人道资本主义，当今中国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却表现出异常冷酷和野蛮的特征。尽管中国外汇储备扩张、贸易大为增长，在国际上制造了一种“崛起”的大国形象，但在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中国凭借的优势是：苛待本国劳工，毁坏本国环境。例如，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十年，广东开发区民工的工资竟然没有上涨。

  于是西方评论家一片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摧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没有集体谈判权利的中国工人，被迫以最低的工资出卖他们的血汗，这种廉价劳工也给西方工人造成失业的危机。同时，中国无处不在的经济腐败，也开始腐蚀瑞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

  一位在中国投资的瑞典企业家，曾经洋洋得意地对记者说：“中国没有工会真好！”没有工会制衡的资本家表现出其冷酷的本性，令广大瑞典工人非常愤怒。前年，一个中国公司在瑞典修建房子，用很低的工资雇用中国工人，这种违法行为被瑞典媒体揭发。可见，中国正在给这个原本较为纯净的国家带来污染。

  纵观瑞典模式形成的历史，瑞典人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但是，在国际资本相互渗透并相互腐蚀的时代，瑞典的人道资本主义和善良资本家，是否能抵制外来影响并保持自己的优良特性？对这个北欧小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