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為什麼要翻土耳其舊帳？

                                        ——關於歷史罪惡的社會記憶

                                                         茉莉

       在中文的語境裏，“翻舊帳”不是很好的事情。中國人常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算了。”可西方人不是這麼想。每年“六/ 四”，西方媒體總是忙不疊地制作節目，把二十年前長安街的那筆血淚帳翻出來，讓世人重溫。很多中國人不明白，為什麼西方人要執著於他國的苦難史？

       前不久，瑞典國會不顧瑞典政府的反對,通過了反對黨提出的壹個特殊議案：將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大量殺害亞美尼亞人事件定性為“種族滅絕”。在1915年至1917年間，奧斯曼帝國曾殺害100多萬亞美尼亞人，但土耳其政府至今拒絕承認那是種族屠殺。

       將近壹百年過去了，遙遠北歐這個小國翻出異邦的舊帳並進行譴責，令我們思考這個議案背後的理念，思考有關屠殺的社會記憶及世界精神等問題。

           ◎ 國會決議導致政府外交危機

       在歐洲，瑞典是對土耳其最友好的國家之壹。長期以來，在法國、荷蘭等國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時，瑞典在中間斡旋，始終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但這壹次國會決議引起土耳其朝野的巨大不滿，兩國的傳統友誼給破壞了。土耳其在第壹時間發表聲明，召回駐瑞典大使，以抗議瑞典議會通過上述議案。瑞典外交大臣Carl Bildt說：“這正是我害怕看到的結果。”

       憤怒的土耳其人走上街頭，在瑞典駐伊斯坦堡領事館門前，燒毀瑞典國旗並高喊抗議口號。瑞典駐土耳其大使收到了好些來自商人的郵件，那些和瑞典做生意的土耳其商人說，他們被迫中止商業合同。這個國會決議不但影響了兩國外交政治關系，也影響了兩國生意和經濟交往。

       這個被土耳其總統稱為“喪失理智”的國會決議，在瑞典本國也遭到不少質疑。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政府。外交大臣強烈指責國會的決議，他說用這種方式將歷史政治化，給瑞典推動土耳其和亞美尼亞的和解進程增加了困難。瑞典首相Reinfeldt打電話給土耳其總理，對本國國會的做法深表歉意，並表明瑞典政府將壹如既往地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在瑞典議會內，也有執政黨議員不滿地表示，歷史事件應該交由歷史學家去評判，而不是由國會來處理。

       但無論瑞典政府怎樣反對，國會決議就是國會決議，它代表了瑞典這個國家的立場。有意思的是，議案本是由左翼的在野黨提起，但執政的四個右翼黨派中都有議員投票支持，他們背叛本黨立場去支持反對黨的提案。這就說明，朝野雙方的議員勿論左右，都有人堅守超越國家現實利益的人道立場，希望以這個決議提醒人們，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 瑞典人對他民族苦難承擔責任

       國會通過壹個不符合本國利益的決議，這樣蹊蹺的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可以部分歸因於亞美尼亞人的遊說能力。自十六世紀起，就有亞美尼亞移民來到瑞典，最初他們從事建築行業，後來參與了瑞典的政治文化。當今瑞典有好些亞美尼亞人的組織和協會，他們壹直在積極推動土耳其種族屠殺議題相關立法。這壹次他們欣喜若狂，感謝瑞典國會通過這項決議促進人權。

       但光是亞美尼亞移民的積極遊說，並不能獲得這樣的結果。議案通過的壹個重要原因，在於瑞典人民對亞美尼亞人苦難歷史的同情。據說在野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原本不想提出這個提案，但該提案在黨內獲得不少基層黨員的投票支持，領導人便不得不將該提案送交國會。這是民主制度下的草根黨員推動政治精英行動的壹個例子。

       那麼，普通的瑞典人為什麼要多管閑事，去銘記遙遠的亞美尼亞人被屠殺事件呢？黑格爾有壹句名言：“世界歷史即是世界法庭。”這個古老的歷史概念，說明了歷史記憶的現實意義。壹百多萬亞美尼亞人被殘酷宰殺，這是人類共同的悲劇，涉及了我們所有人。土耳其在歷史上的惡行，當時無法受到懲處，現在理應受到世界精神法的裁決和評價。

       作為基督教國家，瑞典的議案呈現出道德神學的思維方式：人們通過回憶向死難者表示休戚與共，回想過去並承擔為過去作證的義務。從社會意義上來看，記憶是為了面向未來，“記憶是生存進化之本”，使人們在社會道德上獲得進步。事實上，這百年來類似的屠殺並未根絕，例如卡廷屠殺、盧旺達屠殺等等，世界仍然存在著人為災禍的隱患。

       “社會記憶”（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是社會學和人類學討論的壹個專有名詞，意為“壹個大我群體的全體成員的社會經驗的總和”。社會記憶不但充滿了個體自我的回憶，而且也包括他人的回憶，屬於更大的歷史，人類更大的自我圖像。作為“大我群體”的壹員，瑞典國會的議案表明，瑞典人對回溯數代人之久的他民族苦難承擔了責任。

          ◎ 土耳其知識分子向亞美尼亞人致歉

       對於大屠殺，土耳其官方的說法與“六/ 四”鎮壓後的中共有點相似：“在土耳其的歷史教科書裏沒有‘屠殺’這樣的字眼，這只是壹場民族沖突的悲劇，土耳其人同樣也是這壹沖突的受害者。”這種態度暴露出土耳其當局陰暗的壹面，雖然這個政府是民主選舉出來的，但他們迎合了本國偏狹自私的民族主義。

       那麼土耳其的知識分子呢，他們怎樣看待那壹段血腥的歷史？曾有很長壹段時間，土耳其知識分子對此采取集體心照不宣的態度，將其排除於本國歷史之外。2005年2月，後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家帕慕克在瑞士接受媒體采訪，他說：“在土耳其，曾經有3萬庫爾德人和100萬亞美尼亞人被殺害。除了我，幾乎沒有人敢說這些事情，民族主義者們也因此而仇恨我。”

       帕慕克因此被以“侮辱土耳其國格”罪起訴，備受恐嚇。但他的勇敢帶動了土耳其知識分子的集體反省，他們開始重新認識那段歷史，拷問本民族的靈魂。他們意識到，大屠殺不僅是國家的恥辱，也是每個土耳其人的恥辱，只有承認大屠殺是本國歷史的壹部分，並承擔罪責，才能開辟超越歷史之路。

       近年來，土耳其知識分子觸碰本國最大的禁忌，發起了“向亞美尼亞道歉行動”。數萬名土耳其學者、作家、記者與異議人士透過網絡，共同為這場“巨大災難”致歉。雖然該公開信中未提“種族屠殺”壹詞，但這已是土耳其知識分子違抗政府法令，冒著被起訴或被殺害的危險，所跨出的史無前例的第壹步。他們對先輩罪行的挖掘，將會導致真相的揭露和兩個民族的和解。

       壹位年輕的土耳其博士在網上寫道：“我記得自己曾在亞美尼亞首都雅裏溫痛哭好幾小時，沒有任何理論基礎，能幫助我面對從未毫無所知的歷史與傷痛。當晚我站在壹群亞美尼亞人面前，請求他們的原諒。不是因為歷史行為，而是我個人從未知道、未在意、未聽見他們的呼喊，這是我個人的道德錯誤，我為此感到抱歉。”

       這位土耳其青年曾經對本國歷史毫無所知，這就涉及到“社會忘卻”的問題。所謂社會忘卻，就是在歷史記憶時選擇什麼、不選擇什麼。壹些重大事件由於意識形態和權力的因素而不能中選，從而使歷史按照權力集團的願望得以虛假地重構。社會忘卻是壹切極權主義的特征，作為被迫失憶的中國人，我們對此感受特別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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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開放》雜誌2010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