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拉登”的暴力诗歌
    ———卡拉季奇与种族屠杀

      茉莉

  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叫《缄默》的小诗，涉及引发战火的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诗人沉痛地感叹：“一旦诗般美丽的语言/ 被用来引爆/ 新仇旧恨的/ 炮弹/ 人类需要/ 另一种全新的/ 弃绝音节的/ 缄默/ 面对这荒谬绝伦的世界/ 他们其实也/ 无话可说”

  当优雅的诗歌语言成为刽子手屠杀的武器，难以接受这一现实的人们只有无言与缄默。但缄默片刻之后，就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探究和思考。从某种角度看，诗歌的浪漫主义有着破坏宽容，否认理性和常识的一面，一旦它被极端的民族主义所利用，便很容易为暴君、独裁者和杀人狂服务，从而给世界造成惨烈的祸害。

   ◎ 诗人佩戴剧毒的民族主义纹章

  卡拉季奇在成为波黑塞族共和国的总统之前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还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他自1968年起出版多本诗集，甚至在1994年获得俄罗斯“肖洛霍夫作家协会奖”。即使在被北约追捕的13年逃亡期间，他也通过秘密渠道出版一部剧本，一部名为《这里有奇迹，这里没有奇迹》的儿童诗集，还有一部言情小说《夜晚的奇迹纪年史》。

  然而，颇有文学才华的卡拉季奇，却是欧洲人眼中的杀人狂魔。他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波黑战争期间担任塞族领导人，被海牙法庭指控授权部下搞种族灭绝，将100万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平民逐出家乡。塞族军队还被控在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8000名穆斯林平民。卡拉季奇因此成为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战犯之一，被冠上“欧洲拉登”的称号。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助理教授整理出本·拉登诗选，称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诗人”。该学者正在分析拉登的诗歌及其在“圣战”中的作用。例如，在一首像恐怖片一样鼓励人们前赴后继做“烈士”的抒情诗里，本·拉登如此写道：“投入战争的硝烟中，/ 是真正含笑的英雄。/ 他们勇往直前，直到/ 刀刃被鲜血染红。”

  “欧洲的拉登”卡拉季奇在其诗歌中，也是鼓吹战争和杀戮。但他和本·拉登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拉登鼓吹为真主而战，卡拉季奇则是鼓吹狭隘而疯狂的大塞族民族主义，宣扬对异族的仇恨，他因此被称为“佩戴剧毒的民族主义纹章的诗人”。在著名的“科索沃诅咒”中，卡拉季奇笔下的拉扎宣称：

  “任何塞族人，任何有塞族血统的人，假如不参加科索沃的战斗，那就唯愿他绝不会有他所欲望的子嗣――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唯愿他即使亲手播种也将颗粒不收――既没有黑葡萄酒也没有白生生的小麦。”

  这段话可视为卡拉季奇对塞族发出的全民族战争动员令。他的士兵实施了清除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总计划，建立了奥马尔斯卡拘留营。拘留营的一位幸存者如此描绘囚犯遭受的折磨: “饥渴，被轮奸，精疲力竭，头盖骨被打碎，性器官被撕裂，腹部被剖开，这些都是卡拉季奇的士兵干的。”

   ◎ 诗歌可作为种族清洗的罪证

  在一首题为《1968年的萨拉热窝》的诗中，卡拉季奇写道：“我可以听到行走的灾难，城市像教堂里的一间房子在燃烧”，“我聆听着灾难来临的脚步声。”他为萨拉热窝在战火中的毁灭感到得意，因为早在二、三十年之前，他的诗歌就预告了这一切。

  诗歌成为卡拉季奇煽动军队的手段，例如《清晨的炸弹》：“在这最黑暗的夜晚/ 我期待黎明/ 经由破晓的隐匿的劈啪声/ 我投掷一颗笑的炸弹/ 是的，我对人类扔了一颗炸弹”。这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诗人，在诗中回顾塞尔维亚之王，以对祖先的共同记忆，号召塞族人：“迷途的兄弟，时代在考验我们，朝着没有我的那个世界的一个个人头开枪扫射吧！”

  2008年7月30日，塞尔维亚将卡拉季奇引渡到海牙前南刑庭。他涉嫌犯有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两项罪行，从此开始漫长的审判阶段。此时，他的那些宣扬荒诞暴力的战斗诗歌，那些鼓吹大塞族主义的文本，就可能出现在法庭上，作为从法律上判断其主观意图的材料，成为证实卡拉季奇有意实施种族清洗的有效证据。

  如此丧尽天良的诗人也有与他趣味相投的诗友。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崇拜列宁的俄罗斯诗人李蒙诺夫曾应卡拉季奇之邀，参加一次阻击兵巡逻。就像一个得意的父亲给儿子看一个新玩具，卡拉季奇带李蒙诺夫视察一个塞族阵地。在鸟瞰萨拉热窝之时，李蒙诺夫向几个无辜的牺牲品开枪，这令嗜血的卡拉季奇感到很开心。

   ◎ 从希特勒到毛泽东都浪漫抒情

  昆德拉曾经辛辣地讽刺某些诗人和诗歌：“诗人总是如此疯狂地热衷于他们所经历的感情，以至于脑子都冒烟了，呈现出一片彩虹的灿烂景象，监牢之上的奇妙的彩虹……”。

  毛泽东的脑子冒烟，我们中国人是领教过的。一九五九年，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已经开始，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却满怀豪情地吟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几千万人饿死的尸体上，他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展现绚丽的诗歌彩虹。

  大独裁者似乎都有一点艺术细胞。希特勒年轻时就想要当一名美术家，他对建筑艺术感兴趣，而且热爱音乐。当希特勒还是一个寒酸窘困的年轻人时，他曾冒着严寒，买站票去歌剧院观看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后来在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都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众神的黄昏》。

  为什么希特勒如此所以喜欢瓦格纳？因为他着迷于瓦格纳的音乐神话。瓦格纳用音乐讲述了神、巨人和尼伯龙根人为了争夺黄金指环而发生的战争。战争、英雄、死亡、复活，女性守护者——音乐中的乌托邦建立在战争鲜血的地狱之上。患有浪漫主义自恋症的希特勒相信，他是受苍天的召唤来拯救祖国的。他那病态的艺术气质导致日后具有灾难性的政治幻想。

   ◎ 浪漫主义和“卡拉季奇崇拜”

  一次又一次大屠杀的悲剧，发生在现代文明的孕育之地——欧洲，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欧洲现代文明内部蕴涵着一颗毒瘤——民族主义。但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滚烫的浪漫主义曾是民族主义爆烈的同盟，甚至是纳粹主义的先声。

  与纳粹有关的浪漫主义，是指德国浪漫派，而不是雪莱、雨果所代表的英法浪漫派。德国浪漫主义崇尚绝对美的东西，以绝对美取代真和善的判断，强调具有民族特色或集体色彩的美学观。在他们看来，雅利安人种是全世界最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组织能力的民族，他们把维持民族的纯净作为理想，从而走向法西斯主义。

  这种浪漫主义被认为是对启蒙的反动和背叛，它摒弃理性，沉迷于自我的感受、精神和意志，不相信世界存在本质和真理。西方哲学家伯林曾历数浪漫主义的罪过：破坏宽容的日常生活，破坏世俗趣味，破坏常识……。

  在二十世纪里，浪漫主义曾给政治上的造神运动推波助澜。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都曾被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热烈赞颂吹捧。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浪漫主义大都被自由主义所吸收，成为宽容的多元主义中的一元，但我们仍然在中国御用诗人“纵做鬼也幸福”之类毫无人性的诗词中，读到反动浪漫主义的余韵。

  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仍然具有一种“卡拉季奇崇拜”。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塞族人中有着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和土壤。像卡拉季奇这样自封的民族文化捍卫者，曾经给大塞族带来乌托邦式的的文化梦想。即使在现任塞尔维亚政府将这名战争罪犯移交给荷兰海牙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还是有不少塞族人怀念他们的“民族英雄”卡拉季奇，这位“英雄”的诗歌仍然在塞族人中传颂。

  好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将给卡拉季奇一个负责任的公正审判，塞尔维亚也正在走向民主和宽容，并终将成为欧盟的一员。但卡拉季奇的暴力诗歌及其遗留下来恶劣影响，仍然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心存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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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