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的两个女儿挑三拣四，在一大堆发夹中找寻各自想要的发夹时，我心中都会感慨万千：她们拥有这么多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发夹，她们真是幸运啊！在感慨女儿们“富有”的同时，我自然联想到了我母亲的发夹--那两枚褪色的钢夹，那是自我懂事以来到我离开她老人家而远渡重洋时都一直伴着她的发夹。

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从未年轻过。因为我母亲怀我时，已是高龄孕妇；至我出生时，她已年逾三十八岁。在那个年代，人的装束本来就只有青蓝二色，几乎没有人可以打扮，以至于整个中国都呈现出老气横秋的灰冷调子。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我母亲，多年罹遭病痛折磨，早已苍老色衰，加之终年非青即黑二色裹身，人就更显得老气苍苍，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整个外貌比实际年龄大许多。而更为可悲的是，当时我的家境根本不充许她打扮，使她显得更青春一些，更具活力一些。故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妪媪婆，尤其是她一辈子都未改变发型，总是留着齐耳的短发，左右各别一枚极其普通的发夹，这种老妈妈的印象就在我心中根深蒂固了。

母亲的发夹是那种老式的黑色钢夹，长约一寸半，其中一枚发夹一边部分成波纹状，另一枚则通身平展，因经年累月的使用，两枚发夹的黑漆已基本磨去，露出略带锈迹的铁色。

每天清晨，母亲取下发夹，用木梳草草地梳理一下，然后，左边一枚别上去，右边一枚也别上去，一分钟就完毕。之后，按理说她应该照照镜子，看看头发梳理得整齐与否，两枚发夹是否对称，高低是否适中等，但事实上，我从未见我母亲在梳妆完后照镜子。她别上去的那两枚发夹，并不是因为有审美的需求，而是其实用价值：拢住头发，使之束范。因为母亲的头发又多又硬，齐耳的短发总向前分，常遮住眼睛，做起事来很不方便，用两枚钢夹，正好拢住那些“不听话”的头发。

记忆中，我母亲从来没有上过理发店，头发长了，就叫我姐姐用普通剪刀剪短一些。当我姐姐下乡后，年仅十二岁的我接下了她的班，开始专职为母身剪头发。母亲的头发白得很早，我记忆中应该是没有青丝。自从我开始为母亲剪头发后，我才发现，妈妈的头发实际上只有前半部分才是白的，后面花白部分中分藏着数量不少的黑发，由于白发总数量超过黑发，所以给人以错觉，乍一看，还以为全是白发呢。

我第一次为母亲剪头发时，由于没有经验，不知从何入手。我学着记忆中姐姐为母亲剪头发的动作，先拢了一大把，一剪“咔嚓”下去，却不见有多少头发被剪掉，多数头发反而从剪刀口下滑溜了, 楞得我不知何故。母亲见我初不能胜任，就告诉我要领，说得一点一点地剪，一层一层地剪，不要一上来就贪多。我按母亲说的方法再剪，果然顺利多了。只可惜我那第一剪已经破坏了整体发型，再怎么弄都不顺眼，我只得剪了又修，修了又剪，结果都不满意，以至于修剪到后来，我母亲的头发已被我剪成了锯齿状，我再也无法修剪成发型了，因为她的头发被修剪得太短了。我以为母亲会责怪我，没想到她反而十分赞许我，夸我第一次就能顺利地将她的头发剪出了形状。然后，母亲娴熟地别上那两枚钢夹，竟破例地第一次走到镜子前照了照，最后笑咪咪地说：小女儿给我剪得多好，瞧我多精神啊！听到这话, 我理解母亲对我的鼓励, 但我当时心里难受极了。从那以后，我为母亲剪发时特别小心，一次剪得比一次好，很快成了母亲的专职“理发师”。

八十年代，我考上了外地的大学，离开了母亲，一年只有寒、暑假期回家探望妈妈。而母亲自我远离后，就再也不要别人碰她的头发，她总是等着我回家为她剪头发。这样，我母亲每年只能“享受”两次剪头发，那就是我的两个假期。

大学毕业后，我未能回到母亲身边工作，而是留在了我念书的城市的一所大学当教师。好在大学仍有寒、暑假期，我这两个假照常能回家，而我母亲她老人家总是欣喜地等着我为她剪发。

我不仅为妈妈剪头发，我还负责为她洗头发。我每次为母亲洗完头发后，她就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用梳子梳呀梳，我则在一旁看着她梳头, 一边把玩她的那两枚发夹。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闲话唠嗑，母亲梳着头听我讲我学校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我在外边的见闻，而我摆弄着那两枚发夹，听她说家长里短，听她讲那些过去的故事。这种母女俩的融洽及私房话令我们开心怡然，同时也使我们都受益匪浅，我们可以天南地北地交流，可以相互信赖而无需藏私地互诉，完全没有代沟的隔阂。有一次，我在聊天中问母亲，怎么不换发夹，她笑笑回答说：用惯了，再说买新的又得花钱，换新的仍就是黑色。

的确，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甚至在我离开中国的中期稍后，内地市面还没有欣欣向荣起来，小商品还不丰富, 亦不多见其它花色品种的发夹。那时，整个物质尚缺，温饱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普通民众如我母亲哪有什么心思去赶时髦。

我母亲的那两枚发夹，虽然小得毫不起眼，却是她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须臾不能少。记得有一天，母亲刚起床，就发现有一枚发夹不见了，她那一大绺不驯服的头发自然松散地遮挡了一只眼，她急急切切地叫醒家里所有的人帮她找。与是我们全家上下总动员，篦梳似的将家里的每一角落都搜寻了一遍，但都没找到。后来，我们一致认为，发夹就应在床上或床下的某个位置。像许多普通居住条件差的民众一样，我们家已将室内每一个可使用的空间利用到了极至，我父母的床下也不例外，堆满了杂物。要清理搬出那些”陈年古董”十分费时耗力。好在那时的人工不值钱，为了我妈那枚根本不起眼、也几乎不值钱的发夹，我们全家硬是大动干戈，不惜一切将床下的陈芝麻烂谷子搬进抬出，花了很多时间作地毯式的搜找，最后终于在床角落处，发现了那枚躺在地上“睡懒觉”的发夹，我们如获至宝。

如此普通的发夹竟伴随了我母亲的一生。在我出国的一年后，我的慈母就去逝了。当时，我不在她老人家身边，未能亲侍母亲入棺，令我此生十分遗憾。后来，我曾问过我姐姐关于母亲的那两枚发夹，姐姐明确告诉我说家里人应该保留了下来，但至今谁也不知道其下落。现在，尽管那两枚毫不起眼、也几乎不值钱的发夹没了踪影，但在我的脑海里，还对那两枚发夹记忆犹新，我的脑海中也时时涌现出我母亲那不经意用两枚发夹左右别发的形象，那永远定格在我心中的匆匆梳发的倩影。

谨以此文，献给我那含辛茹苦、辛劳持家一辈子的慈母。愿她在天之灵，安息平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