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似神不似的实质性缺陷

   中国是否已经有了公民社会？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任何一种来自西方的话语，在中国的现实中都有错位的可能。如前所说，西方的公民社会是在“自由次序”下形成的，即它只能在个人自由和权利获得完全保障之时产生，就从这一点看，中国至今还没有公民社会。中国人民尚未成为大写的公民，所谓的“公民社会”也就缺乏根基。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一些民间组织和西方公民社会有相似之处，例如，自愿结社，拥有一定的公共空间，从事有益的社会活动。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种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有着先天不足的实质性缺陷。

  第一：它缺乏西方公民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独立的司法体系。因为司法不独立，公民的结社权利没有保障。目前中国民间组织在注册登记之前，需要先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或其授权组织的审批证明，这就令真正自愿结社的组织很难获得登记，即使获得批准也没有安全保障。

  例如，立志为艾滋病防治努力一生的年轻人常坤，他创立的“新疆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组织”被不公正地取缔，他本人被新疆师范大学不公正地开除。又如，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曾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将该组织的创始人王力雄除名。像胡佳一类环保、关注艾滋病的先驱，经常被警察骚扰，甚至被监禁。

  第二，“官办民间组织”缺乏足够的社会公信力。在中国，不但社会组织需要由政府来审批，政府也可以主办社会组织。例如工会、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之类的，都是半官方组织。同时，各级政府部门还成为各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很多草根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常常请一些政府官员来兼职。

  这样，在专制制度下出现的中国民间组织大都缺乏独立性，无法像西方公民社会一样制衡、对抗政府，而只能在政府的控制和监视下，有限地起一些协助或者帮忙的社会作用。即使做政府的同盟军去积极救灾，也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所以有民间组织的负责人说：“枪打出头鸟，谁也别太表现自己，老大哥在看着呢。”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具有表象性，它和西方公民社会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

   ◎ 萌芽的草根具有深远的意义

  无论中国式的“公民社会”有多少实质性的缺陷，它毕竟意味着以中共全面控制社会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发生了松动，民间组织的小草有机会萌芽。在中国走向真正现代化之途中，这一类日益发展的民间组织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首先，它在政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出现，满足社会的需求。例如这次几十万志愿者进入四川灾区，行动迅速，在人力物力等各方面弥补政府救援的不足。

  其次，它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例如，河南当地政府曾竭力隐瞒艾滋病的传播真相，正是由于民间人士不懈地揭露曝光，才推动中央政府改变对艾滋病的立场。又如，目前北京民间环保组织以汶川震区的水坝受损为鉴，要求政府“暂缓在西南地质不稳定地区批准和建设大型水坝”。

  再次，它推动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大量民间草根性的组织出现，将会使更多的中国人参与社会，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向专权的政府争取自己的选择权、决策权和自治权，进而行使自己对政府的监督权。当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时候，建构完全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时机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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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