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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門狗”:西方中文媒體的職責

茉莉


 

 


    “看門狗”:西方中文媒體的職責
 
               ———談德國之聲等電臺的問題
   
 

                                            茉莉
 

 幾年前我到臺灣時,曾在風景優美的中央廣播電臺大樓前感慨萬千。那壹棟普通的乳白色大樓,就是當年以短波向中國大陸播送“自由中國之聲”的地方。年少的我在文革時期,耳聞目睹了不少大陸人因收聽“自由中國之聲”和“美國之音”,而遭受批鬥、監禁甚至被逼自殺的命運。人類追求真相的天性,是殘酷的鐵網也擋不住的。
 

  
        ◎ 滾雪球大討論進入深層思辨
 

 然而,曾經穿透鐵幕,給中國人民傳播民主自由信息功不可沒的海外廣播電臺,在冷戰之後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蛻變。直到鬧出德國之聲的“張丹紅事件”,人們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壹些海外電臺違背了西方人辦臺的初衷。
 
 前不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在內的“聯邦共和國作家圈”59名作家,聯名向德國聯邦議會寫公開信,要求審查德國之聲中文部。包括仲維光、王容芬等八位旅居德國的華人學者也發表了壹封公開信,要求議會徹查德國之聲是否遭中共滲透。
 
 與之針鋒相對的,是包括德國前司法部長、親中共的漢學家在內的49名人士簽署的公開信,他們支持不久前被解除副主任職務的張丹紅,反對審查德國之聲中文部。對此,廖天琪,劉慧卿等壹批用中文寫作的自由撰稿人和新聞工作者,發表了《請向權力說真話——回應德國49名學人的公開信》。
 
 將這場討論推向更深層的思辨階段的,是德國流亡作家筆會的公開信。該組織的成員背景特殊,有些是當年為逃避納粹迫害而流亡的德國作家的後裔,有些是來自鐵幕時期的東歐流亡作家。該公開信堅持人道主義立場,站在受害人的角度看問題,以當年BBC被納粹和捷共滲透為例,呼籲德國之聲汲取歷史教訓,不要重蹈助紂為虐的覆轍。
 
 這場爭論就像滾雪球似的,正跨越國界,卷進越來越多的東西方社會精英與名流,給我們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在此文裏想要探討的是,面對壹個仍然專制的中國,西方中文媒體應該怎樣堅守原則和理想,認清自己的角色,履行自己的職責?
 
 
 
   ◎ 德國之聲間接為中共代言
 

 和美國之音、BBC等海外電臺比較起來,德國之聲是壹個名聲不夠大的電臺。有網友說,他們最近才知道這個電臺的背景,以前偶爾看到德國之聲中文網的文章,還以為是中共辦的“僑聲廣播電臺”壹類的統戰媒體呢。
 
 實際上,德國之聲中文網並不是很直接地為中共代言。身為新聞從業人員,他們很嫻熟地按照他們的立場,巧妙地塑造有利於中共的輿論。德國之聲中文網對中國現實的批評力度,還不如中國國內的《南方都市報》。國內的新聞人頂著政治壓力為弱勢者代言,在有限的輿論空間裏發出聲音,而享有自由的德國之聲卻連國內報紙都不如,不知拿著西方工資的他們良心是否安寧?
 

 
                                                                       ◎ “讓海外輿論跟著我們走”
 

 原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的主任趙啟正曾談到,要在美國等西方重點國家主動宣傳中國,“要做到讓海外輿論跟著我們走”。有錢能使鬼推磨,這些年來,中共透過控股、安插人員、以商業利益誘惑等手段,強烈地影響了海外中文媒體,其統戰成績很是可觀。
 
 對於西方人創辦的廣播電臺,控股等手段是沒法使用了,但由於這些媒體的從業者大部分是華人,中共可以利用他們的“愛國”民族主義情緒,加之以利誘,讓他們衣錦還鄉,使他們變相地成為“喉舌”。
 
 最近,魏京生在《就“德國之聲”事件致德國聯邦議會的公開信》中說:“縱觀這些年來德國之聲、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英國廣播公司、美國之音甚至自由亞洲電臺的節目內容,時常使我失望和氣憤。”令魏京生氣憤的原因是,壹些記者“對專制政權踐踏人權的行徑低調處理,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爭取人權和自由的信心。”
 
 由於西方媒體從業人員的選題有相當的自由度,因此,壹些記者可以避談政治,選擇軟性題材充斥填塞版面,耗費西方資源。還有人在話題裏大量註水,甚至夾帶傳遞中共意識形態的內容。
 
 
 
   ◎ 涇渭分明,壹仆不能侍二主
 

  在西方,新聞媒體被稱為社會的“看門狗”(watch dog)。這是壹個監督社會和政府的行業,它的職責是調查問題,發掘真相,揭露壞事。正如馬克思所定義的:“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公眾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無處不在的喉舌。”
 
  由於新聞輿論監督的力量,它在西方社會構成了與立法、行政、司法並立的壹種社會力量,被稱為“第四權力”。新聞報道應當盡量追求客觀、真實、準確和公正性。
 
  依照西方的新聞價值觀,中國新華社只是壹家宣傳機構而已,屬於“非法信源”(illegitimate source), 因為它是中國政府出錢辦的媒體,要堅持的是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其網站宣稱:“新華網是由黨中央直接部署,國家通訊社新華社主辦的中央重點新聞網站主力軍,是黨和國家重要的網上輿論陣地。”
 
  壹個要監督揭露當權者,壹個要做當權者的輿論陣地,這是兩種涇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新聞價值觀。這就給所有在西方媒體工作的華裔新聞人提出了要求,他們應該清洗自己曾受過的中共教育的影響,忠誠於西方新聞價值觀。
 
  在西方媒體工作的中共黨員,因此面臨壹個嚴峻的問題:如果妳不打算放棄妳的中共黨籍,仍然要效忠於中共,妳就不應該選擇這個工作。壹仆不能侍二主,壹個新聞人不能同時效忠兩種背道而馳的價值觀,否則會造成人格分裂的後果。而歐洲本土的共產黨,其黨員卻適應西方媒體工作。
 
  這是因為,中共與西方共產黨的根本性質不同。西方共產黨承認民主國家的原則,而中共仍然是壹個專制政黨,它的內部組織結構也是不民主的,即個人要服從組織,強迫黨員接受黨的意誌,不容許黨員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凡是有獨立精神的黨員都會遭到懲罰,例如著名記者劉賓雁和著名學者郭羅基。同時,中共不是壹個普通的政黨,更是壹個全權的執政黨,作為中國執政黨的黨員在西方媒體工作,這意味著什麼呢?
 
 
 
 
 ◎ 拾遺補缺,報道被禁新聞
 

  在這場大爭論中,壹些從不為中國人權受害者說話的德國漢學家,這次倒是“挺身而出”,為受了處分的張丹紅鳴不平。這些德國漢學家們在本國批評自己的政府來毫不留情,卻竭力維護侵犯人權的中國政府,只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政府是容許批評的,而中國政府要是不高興了,他們的利益就要受損。  
 
  利用社會科學來為專制意識形態服務,在德國並不新鮮。二戰時期,德國高校的壹些漢學家附庸於納粹統治者,因而自毀聲譽。今天,這些德國漢學家既不認同《德國之聲》的宗旨:“致力於傳播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也不學壹點中國傳統文化人的氣節與風骨,例如太史公秉筆直書不諱君惡。
 
  這些德國漢學家貌似公正地指出,這場討論實際上涉及如何認識當前的中國。是把中國當“無賴國家”,還是認可中國正在不斷取得進步?在這裏,這些自認為懂中國的人們犯了壹個很大的錯誤,他們把新聞事業當作歷史事業了。
 
  中國是否有進步?這是需要放在歷史長河裏來檢驗,再做結論的。而西方新聞的職責卻類似“扒糞者”,他們要調查當下的問題,揭露當今權勢者要隱藏的壞事。尤其是,中國當局利用巨大的國力,在海內外安置控制了強大的宣傳機器,拼命自吹自擂自己的“進步”。民主國家納稅人供養的這壹點新聞資源,有必要也去附和強權大唱“進步曲”嗎?
 
  由於中國仍然處於專制統治之下,缺乏新聞自由和民辦媒體,針對這種特殊情況,西方中文媒體的首要責任應該是:拾遺補缺,報道被中共當局竭力掩蓋的重大事實、傳播被中國當局禁止傳播的新聞。壹句話,新聞人不應該是權勢者的寵物,而應是令權勢者害怕的“看門狗”,是始終站在弱勢的受害者壹邊的人。
 
  寫到這裏,我想起2007年4月時,受盡酷刑折磨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先生回到家裏,在寫給胡佳的壹封信中,他提及壹些海外中文媒體記者對他的支持。高智晟發自肺腑的感謝,令我們對海外中文媒體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與期待:
 
  “我還要再次務請妳轉達我對親愛的張敏、高潔、許淩、趙子法、易凡、楊憲宏、黃絹等朋友的敬意和謝意,這些是使我們在最艱難的時候剛強起來的聲音。”
----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8年11月號
 

補充資料壹:
 
◎ 德國之聲間接為中共代言的基本手法是:
 
 壹,通過安排什麼人接受訪談,選擇什麼樣的報道題材,來引導公眾關註什麼、不關註什麼。八位旅德的華人學者說:“德國之聲中文部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所不喜歡的新聞,例如與人權丶民主丶及與異議人士相關的事件,非常消極,能不報就不報。”該中文網網頁“很少有國內和流亡海外的中國的人權人士、公民活動家、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以及民運人士的文字和新聞”。
 
 二,通過處理新聞內容和標題,突出和強調有利於中共的部分。例如德國之聲中文網最近的壹篇報道《世界衛生組織:中國不是萬惡之源》,此文談及毒奶粉醜聞,專家意見中最關鍵的壹點是:“這恰恰是沒有權力制衡和獨立檢測的壹黨制國家的弱點所在。”但該中文網在處理這壹條新聞時,故意安上壹個並不是世衛組織主要意思的題目:“中國不是萬惡之源。”這就很巧妙地,為本應承擔罪責的中國當局開脫了責任。
 
 王容芬女士在《“德國之聲”關於達賴喇嘛的報導混亂、失實》壹文中,也談到德國之聲記者擅自杜撰標題和報道內容的問題,她說:報道絕口不提達賴喇嘛壹再強調的不搞藏獨、謀求西藏高度文化自治的立場,不提此次訪德重點活動,卻無中生有說:“達賴喇嘛贊揚了中國中央政府在大地震中表現出的透明度。”
 
 三,反應緩慢,拖拖拉拉。有時,德國之聲中文網也不得不報道壹些不利於中共的消息,但他們將之放在"德國媒體看中國"裏面。該中文網有自己的評論員,卻不對此發表多少意見。即使發表看法也要慢壹步,而且言辭不痛不癢。例如貴州甕安事件,在國內外鬧得沸沸揚揚好多天之後,德國之聲才有壹個關於“俯臥撐”的評論。
 

補充資料二:
 
◎ 其他西方中文媒體的問題舉例:
 
 朱學淵先生曾在2004年3月撰文,痛斥“美國之音”上的“夜壺言論”。他指責美國之音違背其“準確、客觀,並力求全面”的原則,給兩位北京的座上賓———為毛澤東叫好的程君復,為鄧小平殺學生開脫罪責的孟玄,提供了講壇,誤導了數億中國聽眾。
 
 我的壹位朋友告訴我,他收聽過自由亞洲電臺“華語華聲”采訪作家閔安琪的訪談,當閔安琪反復說:她要通過描寫中國,糾正“美國人對中國的妖魔化”時,該節目主持人泰然自若地應和著。“妖魔化中國”是中共反對西方批評的專用語,自由亞洲電臺不對此進行澄清匡正,反而認同呼應,使大陸聽眾誤認為真有西方“妖魔化中國”這回事。
 
 筆者本人常上BBC中文網,覺得該網站“中國事務特約撰稿人”江迅很有意思。江迅在“透視中國”裏,透視了《從“馬拉松偷情”到“閃婚”》,透視了《代寫情書和情書軟件》,還透視了《擁抱在中國的流行》。這些透視文章雖然有趣,卻是中國任何壹家花邊報刊都可以登載的。好在懂中文的英國人很少,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稅金被用來分析這種風花雪月的“中國事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