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櫝還珠：中國與法國大革命遺產

       茉莉

  
  220年過去了，法國大革命在它的故鄉，已成為左派右派都推崇的光榮歷史。當年前總統密特朗在其任期內遇上法國大革命200周年，這位左派總統在巴黎大興土木隆重慶祝。後來的右派總統希拉克更有趣，他於2006年10月在中國訪問時，把法國大革命的普遍價值，當作壹件珍貴的禮物，送給要搞“河蟹”（和諧）社會的中國領導人。

  善於推銷的希拉克總統說：“中國希望構建壹個和諧的社會，中國希望能夠加強人權，加強自由民主，而且做出承諾，要批準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公約。……我們共和國的模式有了啟蒙時期的理想和法國大革命普遍價值的模式，也可以成為中國邁向民主和人權的壹個很好的啟發。這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我個人剛剛簽署的聯合聲明的主要意義。”

  不管中國領導人是否願意接受這份禮物，法國大革命給人類確立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的確是當今中國最為需要的。中共宣揚的和諧社會，之所以被網民戲稱為“河蟹”，還被網民創造壹種可愛的網絡動物“草泥馬”將之打敗，正是由於，這只“河蟹”缺少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價值。

   ◎ 中國革命走上歧路

  “買櫝還珠”的成語，壹般用來比喻舍本逐末、取舍失當的行為。縱觀二十世紀，中國在繼承法國大革命遺產方面，可以說采取了壹種類似買櫝還珠的做法：它舍棄了法國大革命關於人權的精神理想，關於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卻效仿了法國大革命後期的革命暴力和專制主義形式。

  早期認識法國大革命的中國精英，大都還服膺其民權思想。例如，康有為於1898年向光緒皇帝進呈《法蘭西革命記》，描寫革命之嚴酷，敦促清廷變法：“臣竊觀近世萬國行立憲之政，蓋皆由法國革命而來。”而後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熱情宣傳和謳歌法國大革命，如鄒容等人努力播自由平等之種子，陳天華推崇《民約論》的啟蒙作用。

  在辛亥革命準備時期，同盟會壹開始就高舉“自由、平等、博愛”旗幟。孫中山的“創建民國”，即以民權主義作為核心。可以說，正是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促進了辛亥革命的爆發。然而，中國已有兩千多年君主專制主義的歷史，民權思想並未在這塊貧瘠落後的土地上生根，而社會矛盾的激化，促使壹場又壹場革命產生，例如“二次革命”、討袁戰爭、護法戰爭、第壹、二、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等。

  於是革命被奉為圭臬，關於“民權”的呼聲微弱了，代之以“革命高於壹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以俄國十月革命為師，而俄國革命原以法國大革命為師。由於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傳入，人們忘記了法國大革命的初衷是實現人權，結果手段變成了目的，革命走上歧路，成了野心家奪取權力的法寶。此後，毛澤東以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奪取了政權，還“繼續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令中國陷入慘絕人寰的地步。

   ◎ 法國革命者背叛自己的信條

  正因為“買櫝還珠”的中國革命是如此恐怖，因此，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告別革命”的聲音不絕於耳。壹些中國學者不便直指共產黨革命的殘忍，於是把這筆帳清算到二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頭上去。這壹類否定法國大革命的中國學者，仍然只註意到楚人那個裝珠寶的盒子，忘記了那個盒子裏原本是有壹塊奇異美好的珠寶的。

  如果我們直面法國大革命本身，理清事實的因果關系，就可以發現，盡管法國大革命在其後期，出現了暴力、血腥和專制恐怖，但並不能因此抹殺它前期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不能否認法國革命者立誌解放人類，要壹視同仁地為所有人都帶來自由的理想。那些價值和理想本身絲毫也不血腥。

  相反，正是法國革命者後來違背了他們先前提倡的信條，才揭開悲劇的帷幕。當革命者不再給其他派別自由平等時，當他們不再堅持博愛原則而濫用暴力，以“公意”之名取消個人權利時，他們就已經在背叛這個革命本身了。就像羅蘭夫人所感嘆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而行！”但我們不能說自由這個理念有什麼錯，那是假自由名義作惡的人的罪責。

  由於法國大革命在橫掃舊制度的時候釋放了恐怖，在當時沒有建立起民主制度，卻讓拿破侖的專政得以產生，因此，在壹位中國學者看來，這是“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殊不知，覆滅的只是羅伯斯庇爾和那個脆弱的共和國，而不是道德理想本身。

  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輝煌先驅，法國大革命產生了1789年《人權宣言》，從此啟動了世界民主化的進程，它創造出來的精神理想，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公認的普世價值。今天作為價值共同體的歐盟，其核心價值即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樣性和團結互助。其中的“團結互助”即“博愛”。

   ◎ 革命不是想要告別就能告別的
   

  對歐洲人仍然推崇的法國大革命價值，壹些中國精英似乎視而不見，他們對法國大革命深惡痛絕，似乎天下沒有比該次革命更為邪惡的事物了。由於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的中國革命也落到壹個暴力專制的結果，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感似乎可以理解，這說明當今中國人對歷史進程所產生的憂思。

  但壹些中國學者的不公平之處在於，他們壹味指責法國大革命造成血流滿地的歷史，卻不指責革命之前舊制度下的罪惡。實際上，革命之所以發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舊制度腐朽得讓人民無法忍受了。

  推崇古典自由的英國思想家阿克頓在研究法國大革命後，就法國路易十四治下有600萬人死於饑寒的史實發表評論說：“也許可以發現比路易十四更殘忍、更邪惡、更狠毒的暴君，但沒有人曾用自己的權力造成那麼大的痛苦和不幸。”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寫道：“衣食無靠以及被視為當然的壓迫，重壓在壹千五百萬顆心靈上。正是這些，而不是那些哲學家、富商大賈、鄉村紳士的受傷的虛榮心和相互矛盾的哲學，成為法國革命的動力。而這些也將是壹切國家裏，壹切這樣的革命的動力。”

  這些歷史研究者都道出了法國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深刻指出其社會和歷史原因。盡管通向自由的道路上沾滿血汙，但人們覺得比在舊制度下無聲無息地被摧殘而死要好。有人認為，是包括盧梭在內的法國文人的“激進”引發了革命，其實，最主要的革命起因是統治者的頑愚和邪惡。

  所以，革命不是人們想要告別就能告別的。革命的種子往往孕育在舊制度的母體中，當權者的暴政是人民革命的催化劑。深刻認識這壹必然性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曾如此向往法國大革命爆發前期的壯麗情景：

  “我要和他們壹起經歷1789年的最初時期，那時對平等與自由的熱愛共同占據著他們的心靈；他們不僅想建立自由的制度，而且要建立平等的制度；不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要確認各項權利，使之神聖化；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盡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讓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

   
    ◎ 瑞典與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淵源

  瑞典是世界公認的社會和諧國家，它珍視法國大革命的櫝中之珠，特別突出地繼承了平等和博愛等價值。博愛在瑞典不是壹句空洞口號，而是被落實到“福利國家”的制度和壹系列社會政策裏。今天“瑞典模式”的成功，無疑有法國大革命的壹份功勞。

  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它的產生也和法國大革命有關。在法國大革命即將爆發之前，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曾多次去巴黎旅行，預感到下層人民不滿的怒火將會摧毀法國上層建制。為了防範本國的激進文人煽動群眾，古斯塔夫三世於1786年建立瑞典文學院，以籠絡控制文人，消除社會的激進革命因素。

  兩百多年來，瑞典避免了法國式的暴力革命，但不能說這就是古斯塔夫三世的功勞，根本的原因在於瑞典的制度。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瑞典議會就通過法令，廢除君主專制和增強議會四個等級的權力。當時議會裏除了有代表大貴族的“禮帽黨”之外，還有代表市民階級的“便帽黨”。1765年，“便帽黨”在議會獲得多數，便提出限制大貴族的特權和消除官僚政治積弊等改革綱領。到了現代，瑞典民主制度進壹步健全，各個階層在議會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產生任何暴力革命的可能。

  在紀念法國大革命220周年之際，我們比較中瑞兩國在繼承這份遺產方面的異同，認識到，西方國家已經吸取了法國大革命的價值，找到了壹條民主的和平革命道路，現在，是中國的“河蟹”找回櫝中之珠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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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