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擅长念诗歌讲道德
  ———中共新专制主义的平衡术

     茉莉

 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理查三世公开宣称，他要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歹徒；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屠杀民众的职业刽子手却赋予自己以“人民领袖”的称号。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熟读莎士比亚著作，又经历了两次极权主义——纳粹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统治，仔细观察了共产党独裁制度的运转，得出了这个结论：自命为“人民领袖”的共产党，比理查三世那种暴君更虚伪，更具欺骗性。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奇迹般地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它的谎言也就格外美丽，格外圆融。当今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表演更有特色。一方面，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吸收对自己有利的西方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宣传传统的道德荣耻观，引用古典诗词。不管其统治如何腐败低效，也不管人们如何怀疑并公开嘲笑他们的作秀，但他们仍然矫揉造作地以诗歌和泪水推销谎言，玩弄权术愚弄人民，以平衡政治。

  
  ◎ “新专制主义”如何改头换面？

 之所以把胡温的统治称为“新专制主义”，是因为，与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极权主义相比，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有学者把当今中共统治称为“新极权主义”，其理由是，当今中共的“政治压迫”和老极权主义一样，仍然利用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不允许人民自由地思想。这个命名有一定道理，但还是可以商榷的。

 按照阿伦特的论述，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野蛮。“极权主义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们，都经历过那个极端的年代，极权主义强行管辖人们的一切生活领域，包括衣食住行和恋爱结婚。而专制主义则不同，专制主义的本质在于统治者的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它“取消臣民参与政治现实的自由，但不关心臣民之间非政治的共同联系”。

 是否反资本主义和反对功利考量？这是区别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一个关键。在极权主义社会，统治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求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当今新专制主义只是在表面上仍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在现实中却大搞权贵资本主义，穷奢极欲，糜烂色情，并且用金钱物质等利益换取人们对它的效忠。

 这种改头换面的新专制主义，比老式的极权主义更具实用性、灵活性。看起来人们已经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被允许拥有更多的私利。但是，当执政者叫喊“筑牢抵制西方多党制的防线……”、“……决不搞三权分立，多党执政那一套”时，就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原来所有的与时俱进，只是为了巩固和延续其一党专制。既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又固守中国千年来的专制传统，新专制主义在这种畸形的发展中，仍然顽固地排拒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

  ◎ 用伪善的道德话语来平衡政治

 缺乏道德性是中国新专制主义最大的问题。不管拥有多大的经济势力，这个权力来源不合法的政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是一个不道德形象。为了维护权力，新专制主义希望人民在物质生活中麻醉，庸俗堕落下去。即使中国偶然出现像胡佳那样有着崇高道德品质的人，他们也难免成为新专制主义残酷迫害与打击的对象。

 就在中国人道德最沦丧的时期，一个毫无道德感的政权开始热衷于推销道德。这几年，中共媒体大肆宣传胡锦涛的“八个为荣、八个为耻”，要求中国人保持道德纯洁。比起胡记“八荣八耻”道德观，温家宝的道德宣教更富于诗意，他说：“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虽然这种明显的伪善甚为可笑，但我们不能轻视“道德经”对新专制主义统治的功用。首先是平衡政治的作用。当今中国诸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官僚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其根子本来就在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但胡温通过大讲道德，以正义者身份自居，掩盖自己的失职和腐化，推卸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除了推卸责任之外，胡温的“道德经”还有颇有收买人心的作用。在一个这样糜烂的社会里生活，受官僚欺负的人们是痛苦的，喝毒奶吃毒米的人们是不满的。这时，那些在中南海享受“特供”的领导人，以貌似真诚的表情，大力呼吁道德，这对那些不知情的小百姓来说，多少有一点心理安慰作用，所以他们才被人亲昵地称为“胡哥”和“宝宝”。

 这是一场抢占道德高地的游戏。玩这种虚伪游戏的人，继承的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怀柔的传统。鲁迅曾从历史满纸的仁义道德字缝里，读出“吃人”的要害来。这种中国传统的统治权术，西方也有古已有之，例如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就特别重视权衡统治术，主张“君主不必具备各种美德，但在表面上必须装成具备这些美德。”

  ◎ 诗歌和泪水把专制主义人情化

 如果仅仅把胡温等新专制主义领导人视为技术官僚，是不太公平的。水利专业出身的胡锦涛，早在清华大学做学生时就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组长，显示出会编台词会导演节目的才艺。地质专业出身的温家宝，自称最爱读经典著作，例如《贞观之治》和《唐书》，以及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

 一个人的人格和良心，能不能靠读书读出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管怎样，被捧为“诗人总理”温家宝，经常在公开场合风雅地背诵诗书，并动辄热泪盈眶，给他们所推行的冷酷的专制主义，涂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例如，“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这是从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化出来的句子，温家宝用来塑造自己清廉爱民的总理形象。然而，只要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打压上访的地震遇难学生家长，怎么抓捕那些调查真相的人权人士，就可知道，他们津津乐道的“爱民”，正是他们最缺乏的东西。

 同时，温家宝还被视为“泪水总理”，电视上频频出现他流泪的镜头。在发生灾难的场合他哭，在欢迎法国总理的时刻也哭，更善于引用关于哭泣的诗歌。例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样的哭声多了，很难不让人产生“审泪疲劳”，以致中国的新左派学者都讥讽温家宝流泪是“亲民秀”。

 问题在于，为什么温家宝一个大男人要动辄就哭？在中国历史上，强势的统治者是不需要哭泣的，例如曹操、毛泽东，他们不屑使用这种“动之以情”的手段，专横霸气的他们有足够的权威震慑人民，有足够的自信主宰天下。而温家宝这种小秘书出身的人，侥幸被党挑选出来作为维护国家机器的大管家，他获得了莫大的恩宠，却又缺乏足够的才能、威望和理论水平，就只能以情胜理，以丢书袋、擦眼泪来动员情感资源。

 例如四川地震时，温家宝流泪之外，对救灾部队领导说了一句莫明其妙的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在党指挥枪的中国，温家宝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三号人物，国防部就在他掌管的国务院管辖之下，但温家宝却只能诉诸于感情。这令人想起“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除了在镇压异议人士方面异常强悍凶狠之外，这个弱势中央政权管不住自己的军队与官员，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 圆通权变策略为使人民驯服

 上述中国领导人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官场文化。为什么延续了千百年的专制主义至今仍有顽固的生命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代统治者积累了丰富的统治术，例如圆通权变，使用平衡术转移视线，使用情感方式策略性地安抚百姓，平时装出一副忠厚务实的道德面孔，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狰狞，这就能使人民更为驯服地接受统治。

 由于新专制主义擅长权术，富于欺骗性，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就更大。它不像极权主义那样完全禁人欲，而是让人们满足于声色犬马，不问政治也不问价值，沉溺于物质生活，在消费刺激下苟活。还有些丧失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回避中国仍然是不民主国家这个根本问题，走向狂妄的民族主义。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 “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长期做专制皇帝的“子民”，中国人仍然在专制意识形态的陷阱里难以自拔。因此，我们需要对新专制主义的伪善做更透彻的揭露，需要以自由思想对抗新专制主义的政治控制，否则，中国将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正常规范的民主社会，中国人民也无法成为有尊严的大写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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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