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世紀,歐洲的滑稽演員們或納入宮廷,或到處流浪。流浪者使用各地的方言即興表演,無情地嘲諷權貴和壓迫人的制度,給低層人民帶去笑聲。莎士比亞在他的名作《李爾王》中,塑造了壹個職業小醜的形象。這個小醜以低賤的姿態常跟在李爾王後面,唱壹些諷刺性的歌謠,說壹些引人發噱的話語,對李爾王的愚蠢行為進行評論。
199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達裏歐·佛是壹位著名的滑稽家。他在表演中像小醜般的喧鬧嘲笑,諷刺當權的政治家,在意大利沈寂的空氣中引起壹陣陣響亮的爆炸。瑞典文學院在給予他的頒獎頌詞中說:“他仿效中世紀的弄臣鞭笞權威以維護被踐踏者的尊嚴。……他亦莊亦謔,將笑與淚揉合起來,讓我們睜大眼睛看到社會的不公和不義。”
嘲諷權貴不僅僅是西方滑稽的傳統,中國古代的滑稽人物也有類似的風骨與精彩,例如司馬遷的《史記·滑稽列傳》記述的優孟、優旃等倡優的故事。那些具有幽默天賦和高超語言藝術的倡優,常常靈活巧妙地批評殘暴荒淫的統治者。中國古代的優伶,大都在表演中“取其詼諧,以托諷刺”、“廓人主之偏心,譏當時之弊政。”
從什麼時候起,中國優伶可貴的“譏刺弊政”傳統就失傳了呢?從什麼時候起,中國的曲藝演員開始迎合政治人物了呢?自1949年之後,即使像候寶林那樣的相聲大家,也開始在自己段子的字裏行間,插入對當權者的歌頌。 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壹味贊美本國統治者執政的豐功偉績,離傳統的風骨就更遠了。有報道說,周立波自認是個“特深刻”的人,每天要看14份報紙,考慮很嚴肅的話題,例如:什麼是老百姓心中的“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的定義究竟如何表達更易被普通人接受?
◎ 為什麼周立波不能不談政治?
那麼,是什麼驅使壹個娛樂大眾的民間滑稽演員,自覺地把宣傳“三個代表”與“和諧社會”等黨的政策當作自己的使命呢?即使不談政治,周立波也不至於像他的恩師——滑稽泰鬥周柏春壹樣在文革中蹲牛棚;即使不談政治,周立波也能像趙本山壹樣掙大錢。
按照壹位國內評論者的看法,趙本山的小品裏只有壹些取巧媚俗的底層智慧,而上海人周立波跟趙本山們是不同的:“趙本山可以不談政治。上海人卻不能不談政治。因為中國近代很多大事件都發生在上海,壹部上海史,就是半部中國近代史。”這就道出了周立波的上海特征。
如果周立波可視為上海文化或者上海人的代表,那他表演中歌頌“三個代表”與“和諧社會”等內容,是否真的反映了普通上海人的心理?如果我們正視現實,看到壹場又壹場掌聲雷動的演出,就不能不承認,周立波的言論確實反映了當今上海中產階級的普遍心態。雖然周立波的表演有雅俗共賞的特點,上至市長等中共高官,下至失業女工,都喜歡他的有趣段子,但從總體上來說,他表現的內容及其趣味,例如衣食住行和股票,都是屬於中產階級的。
這就是中國中產階級的吊詭之處。壹方面,中產階級及其公民社會對改革有壹定的推動作用,但另壹方面,中國中產階級有著與生俱來的弱點。由於國家對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占有,在財富分配與權力上的壟斷,上海中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經商者、技術官僚和文化人等等,都是當今共產黨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幾百年前,西方中產階級喊出了“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向執政者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利。但中國中產階級由於他們自身的先天不足及其依附性,由於他們享受新富生活的好心情,喊出的卻是對執政者的壹片贊美和感謝之聲。可見,中共當局依仗他們所掌握的物質資源,已經從心理上靈魂上收買了中產階級。
因此,哪怕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票房價值,周立波也要為取悅中產階級而大談政治。今天中國的中產階級儼然以為自己就是國家的代表了,這種象征性擁有國家的感覺令他們愛國愛得很起勁,周立波的“世界關註的焦點將是中國故宮”之類的豪言壯語,因此特別受歡迎。難怪文化大師余秋雨也給予他高度的贊揚。
◎ 中產階級成為政治改革的阻力
當中國中產階級在周立波們所提供的娛樂中盡情狂歡之時,廣大失業的農民工和貧困者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那些因為要求自己的權利而受到迫害的人,是被他們冷漠、輕蔑甚至嘲笑的。就這樣,曾被民主力量寄予厚望的中國中產階級,走到了民主的對立面。
吳國光先生在《改革的異化與政治危機》壹文中說:“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總體的心態,它的價值取向,恐怕已經很明顯了,就是不願意看到民主化。”這裏指的是壹類已經成為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中有人明確表示,只要經濟發展和繁榮,不需要政治改革。
在歷史的這種畸形發展中,周立波壹類樂唱北京主旋律的藝人,成為新專制主義在政治高壓手段之外的壹種“軟力量”。海派清口的表演充斥著民族主義情緒,盛世情懷和中國崛起的高調,這些論調可幫助形成有利於執政者的社會心理。然而,缺乏政治改革的中國,很難應付未來更多的社會挑戰。中國的民主化轉型終將獲得機會,只是不知道需要多長的時間和多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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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