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世纪,欧洲的滑稽演员们或纳入宫廷,或到处流浪。流浪者使用各地的方言即兴表演,无情地嘲讽权贵和压迫人的制度,给低层人民带去笑声。莎士比亚在他的名作《李尔王》中,塑造了一个职业小丑的形象。这个小丑以低贱的姿态常跟在李尔王后面,唱一些讽刺性的歌谣,说一些引人发噱的话语,对李尔王的愚蠢行为进行评论。
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欧·佛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他在表演中像小丑般的喧闹嘲笑,讽刺当权的政治家,在意大利沉寂的空气中引起一阵阵响亮的爆炸。瑞典文学院在给予他的颁奖颂词中说:“他仿效中世纪的弄臣鞭笞权威以维护被践踏者的尊严。……他亦庄亦谑,将笑与泪揉合起来,让我们睁大眼睛看到社会的不公和不义。”
嘲讽权贵不仅仅是西方滑稽的传统,中国古代的滑稽人物也有类似的风骨与精彩,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记述的优孟、优旃等倡优的故事。那些具有幽默天赋和高超语言艺术的倡优,常常灵活巧妙地批评残暴荒淫的统治者。中国古代的优伶,大都在表演中“取其诙谐,以托讽刺”、“廓人主之偏心,讥当时之弊政。”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优伶可贵的“讥刺弊政”传统就失传了呢?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曲艺演员开始迎合政治人物了呢?自1949年之后,即使像候宝林那样的相声大家,也开始在自己段子的字里行间,插入对当权者的歌颂。 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一味赞美本国统治者执政的丰功伟绩,离传统的风骨就更远了。有报道说,周立波自认是个“特深刻”的人,每天要看14份报纸,考虑很严肃的话题,例如:什么是老百姓心中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定义究竟如何表达更易被普通人接受?
◎ 为什么周立波不能不谈政治?
那么,是什么驱使一个娱乐大众的民间滑稽演员,自觉地把宣传“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等党的政策当作自己的使命呢?即使不谈政治,周立波也不至于像他的恩师——滑稽泰斗周柏春一样在文革中蹲牛棚;即使不谈政治,周立波也能像赵本山一样挣大钱。
按照一位国内评论者的看法,赵本山的小品里只有一些取巧媚俗的底层智慧,而上海人周立波跟赵本山们是不同的:“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上海人却不能不谈政治。因为中国近代很多大事件都发生在上海,一部上海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这就道出了周立波的上海特征。
如果周立波可视为上海文化或者上海人的代表,那他表演中歌颂“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等内容,是否真的反映了普通上海人的心理?如果我们正视现实,看到一场又一场掌声雷动的演出,就不能不承认,周立波的言论确实反映了当今上海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虽然周立波的表演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上至市長等中共高官,下至失业女工,都喜欢他的有趣段子,但从总体上来说,他表现的内容及其趣味,例如衣食住行和股票,都是属于中产阶级的。
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吊诡之处。一方面,中产阶级及其公民社会对改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国中产阶级有着与生俱来的弱点。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在财富分配与权力上的垄断,上海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经商者、技术官僚和文化人等等,都是当今共产党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几百年前,西方中产阶级喊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向执政者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但中国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自身的先天不足及其依附性,由于他们享受新富生活的好心情,喊出的却是对执政者的一片赞美和感谢之声。可见,中共当局依仗他们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已经从心理上灵魂上收买了中产阶级。
因此,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票房价值,周立波也要为取悦中产阶级而大谈政治。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俨然以为自己就是国家的代表了,这种象征性拥有国家的感觉令他们爱国爱得很起劲,周立波的“世界关注的焦点将是中国故宫”之类的豪言壮语,因此特别受欢迎。难怪文化大师余秋雨也给予他高度的赞扬。
◎ 中产阶级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
当中国中产阶级在周立波们所提供的娱乐中尽情狂欢之时,广大失业的农民工和贫困者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那些因为要求自己的权利而受到迫害的人,是被他们冷漠、轻蔑甚至嘲笑的。就这样,曾被民主力量寄予厚望的中国中产阶级,走到了民主的对立面。
吴国光先生在《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一文中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体的心态,它的价值取向,恐怕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不愿意看到民主化。”这里指的是一类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人明确表示,只要经济发展和繁荣,不需要政治改革。
在历史的这种畸形发展中,周立波一类乐唱北京主旋律的艺人,成为新专制主义在政治高压手段之外的一种“软力量”。海派清口的表演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盛世情怀和中国崛起的高调,这些论调可帮助形成有利于执政者的社会心理。然而,缺乏政治改革的中国,很难应付未来更多的社会挑战。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终将获得机会,只是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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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