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事實:《天安門》制片人對《公開信》的回應
《致紀錄片〈天安門〉制片人的公開信》(2009年5月28日)要求糾正影片中的“史實錯誤”,“尤其是關系到柴玲的部分”。但是,《公開信》所指出的所謂“錯誤”,在影片中並不存在。盡管如此,為了對公眾負責,對歷史負責,也為了對得起北京屠殺中無辜受害的亡靈,我們仍然願意對信中提出的問題做出回答和解釋,並按照《公開信》的要求將此信在我們的網站上公布。 [連接1. http://tsquare.tv/chinese/film/about_gate09.html]
第壹,關於“期待”壹詞的含義和英文翻譯
《公開信》的起草人封從德指責說,柴玲說 “期待流血”,這個“期待”應該翻譯為“預期”(anticipate)或“等待”(wait), 但卻被我們錯誤地翻譯為“期望”(hope for),而這種翻譯是“斷章取義”。我們認為,這樣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
中文的“期待”壹詞包含兩層意思:壹是言者認為某件事情壹定會發生或可能會發生;二是言者希望看到這件事情的發生,表達了壹種主觀願望。這兩層意思是連在壹起的,不可分的。 很難想象,壹個人明明不希望某件事發生,但是卻說她/他在“期待”這件事情。若有人用“期待”來造句表達壹件他不希望發生的事,會被人認為是用詞不當。
要準確衡量壹個詞在語言中所表達的意思,可以從兩方面入手:壹是考察大量的例句,二是分析包含這個詞的整段話的上下文和邏輯。
第壹點,在考察例句方面,我們在制作《天安門》的過程中以及在後來的十多年中不斷留意“期待”的用法,並記錄了許多例句。 如,“我寄希望於未來,對明天總是懷有新的期待”;“期待著妳六月出版的中文小說,能夠喚醒六四慘痛的記憶”;“當我們覺得有道可修,有法可求,已經落入比較緊張、有所期待的次壹等境界”等等。 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壹例用“期待”來表達不希望看到發生的事情。當然,我們沒發現不見得就不存在,但至少可以說我們是認真地考察過這個詞的用法。即使有例外的用法,語言作為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詞匯的意思也只能約定俗成,以大多數人的理解來定義,不然語言就失去互相交流的功能了。
第二點,通過分析柴玲原話的上下文和邏輯,我們可以看出,柴玲本人在當時的語言環境中,就這個話題的進壹步闡述也十分明確地表達了“期待”壹詞原本所包含的主觀願望。
柴玲說:“同學們壹直在問,‘我們下壹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 我心裏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
首先,柴玲說同學們提的問題是“要幹什麼?”而不是“會發生什麼事?”她要談論的是主觀意圖和目的,而不是客觀上會發生什麼情況。硬要說她在這樣的問題後面緊接著的話是在談“會發生什麼”,那是不合邏輯的。
其次,在“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這句話中,她用的“讓”字表達了壹種主觀願望。
接下來她使用了“只有…才…”這樣壹種句型。在邏輯中,“只有…才…”表達的意思是必要條件——也就是說非如此不能達到喚醒人民的目的。
緊接著上面的引文,柴玲又說了這樣的話:“尤其可悲的是,有壹些同學,有壹些什麼上層人士,什麼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壹些交易,拼命地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助政府,不讓政府采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墻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
在上面這段話裏,柴玲譴責了那些“拼命地在做這個工作”,“不讓政府采取這種措施”的人,因為這些人阻礙了她的“期待”。這就使得“期待”壹詞的指向更加明確。
另外,柴玲不止壹次提到她的這個想法沒法跟同學們說。除了上面的“我沒有辦法告訴他們”和“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說”以外,後面還有“我覺得很悲哀。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們講----就是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裏流血,用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同學們會這樣做,但是他們是年輕的孩子們⋯⋯(哽咽)”。
這就令人感到困惑,如果柴玲真如封從德所說,只是“預期或等待” 發生流血,那麼為什麼“沒有辦法”把她的“預期和等待”跟全體同學們說出來呢?
應該指出的是,“期待流血”的情緒在某些其他的運動參與者中也是有表現的,不只是柴玲壹個人的想法。下面舉兩個例子。
據學生領袖們自己的回憶,在運動初期,就有壹位姓宋的同學說:“這不絕食是不行的。因絕食造成壹點流血才好呢。”[註:《回顧與反思》,德國萊茵筆會,1993,p.127。]這種情緒在政府強硬派的高壓下更容易被激發。在戒嚴令發布後的頭兩天,由於市民的阻擋,部隊沒能進城。後來吾爾開希得到消息,說鄧小平已下定決心,不計代價清場。吾爾開希怕造成流血,曾呼籲學生離開廣場,但遭到大家反對,而後被其他學運領袖罷免。據當時的報紙報道,吾爾開希對記者說,自己“只是建議同學撤離,但由於壹來廣場上所有人都不怕死,二來有人甚至認為死點人對中國有好處,故此他剛壹宣布,便遭到了反對。”[註:《八九中國民運紀實》,吳牟人等編,1989,上冊,p.417。] 這“因絕食造成壹點流血才好呢”和“有人甚至認為死點人對中國有好處”的說法,也可與柴玲“期待流血”的含義相印證。 綜上所述,“期待”在柴玲的話中表達的意願是相當清楚的。我們譯成英文當然也應表達出同樣的意願,而不能掩蓋這樣的意願。封從德認為正確的譯法應是 anticipate 或 wait。但這兩個英文動詞都只表達言者認為事情可能會發生,其賓語既可以是希望發生的事,也可以是不希望發生的事。用英語說壹位醫生“anticipate” 壹位病人死去,那很正常,只是醫生的判斷,而如果用中文說醫生“期待”病人死去,那是不可思議的,除非這位醫生另有圖謀。
由此可見,我們將“期待”壹詞譯成“hope for”並沒有錯,沒有歪曲柴玲的原意。
除了翻譯的問題,封從德還指責我們把柴玲“期待流血”的話“斷章取義”,但他並沒有提出任何有說服力的理由。封從德在其網站上發表的對此更為詳細的論述中斷言,因為柴玲回答記者問時表示自己“不會留在廣場”的話,與“期待流血”的話不是緊接著說的,中間隔了許多別的話,而且這兩段話是分別對著兩個同時在場的人說的,所以放在壹起引用就是“斷章取義”。他的邏輯讓我們感到困惑。柴玲有關這壹話題所表達的意思是明確無誤的,中間隔了別的話並不能改變她的本意。況且在采訪中另有壹處,柴玲就是把兩個意思緊緊連在壹起說的,中間沒有隔著任何別的話:
記者問:“下壹步呢?”柴玲說:“下壹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到政府狗急跳墻的時候血洗。”
我們認為我們引用柴玲的話,並沒有歪曲她的原意。(她後來改變主意,留在了廣場的事實,影片中也有明確的交代。詳見下文。)我們當然不可能引用她的全部談話。在不改變其基本意思的前提下,為精簡文字所需而略去壹些話,幾乎是所有的紀錄片都必須做的。為彌補影片不得不做的取舍,給觀眾壹個全面的印象,我們在影片完成不久,就整理公布了柴玲五月二十八日與獨立撰稿人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談話的全文,有心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比較。另外,有關這次談話的背景,金培力在他最近出版的《天安門之月》(Tiananmen Moon)壹書中也有詳細的介紹。[註:Philip J. Cunningham, Tiananmen Mo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 [鏈接2. http://minzhuwansui.blogspot.com/ 鏈接3. http://jinpeili.blogspot.com/2009/03/tiananmen-moon-inside-chinese-student.html]
第二,關於柴玲是否留在了廣場
《公開信》起草人封從德還指責我們說:“柴玲那句‘……我要求生’也被斷章取義,從而給出壹個虛假的印象,讓人以為她自己逃跑了。”
這個指控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在引用了柴玲與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 談話中講到自己不會留在廣場之後,《天安門》壹片多次通過解說詞、現場資料片、以及采訪材料,清楚地說明柴玲後來改變了主意,留在了廣場,壹直待到六四淩晨學生撤離的時刻。這種說明有五處,如下所列(詳細引文見附錄材料):
1。《天安門》解說詞中說:“第二天晚上,在民主女神像被人們簇擁著運往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壹位記者在廣場的帳篷中采訪了柴玲。她又改變主意,要留下來了。”接著柴玲談了留在廣場的想法。 2。在上述廣場帳篷內的采訪之後,有壹段畫面,是柴玲和封從德在廣場上對記者訴說自己被綁架的情況,柴玲當場譴責了“學生中的變節分子”。這壹片斷當然也清楚地證明她並沒有離開廣場。
3。在記錄六四淩晨情況的那段影片中,有兩位被訪者五次提到柴玲的名字,並轉述她的話,說“柴玲要留在廣場”,證明她當時是在廣場中央的紀念碑上。
4。影片在敘述了六四鎮壓後政府如何嚴懲說話與官方統壹的口徑相違的人之後,有這樣壹句解說詞:“當時身處廣場的示威者們卻各自有不同的說法”,然後馬上就提到了柴玲。這樣壹種上下銜接,充分說明柴玲無疑是“當時身處廣場的示威者”。
5。接著,影片引用了柴玲六月八日在逃亡中錄制並在香港播放的講話片段。在講話的壹開始她就說:“自六月二號到六月四號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從而進壹步確認她身處廣場的事實。順便應當指出的是,封從德指責制片人“將柴玲壹九八九年六月八日的錄音講話遺漏掉”,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封從德認為影片應該大量地引用柴玲六月八日的錄音講話。如果這種引用的目的僅僅是要證明她留在了廣場,那麼影片已經充分做到了。如果目的是要表現六月二日到四日的情況,那麼影片已經通過實地拍攝的畫面以及眾多受訪者的回憶詳盡地表現了那幾天的情況,包括六月三日白天學生、民眾收繳了士兵的武器上交給公安部門,三日夜裏至四日早上的軍隊開槍屠殺,學生撤離後在六部口遭遇坦克壓人等等,不需要再用柴玲六月八日沒有畫面的錄音講話重復壹遍。
在有限的篇幅中,紀錄片《天安門》五次以不同的表現手法,直接或間接地,清楚明白地呈現了柴玲在屠殺之後才撤離廣場這壹歷史情況。封從德無視事實,無端指責,這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卻先跑掉了”的說法,在我們的影片中完全找不到根據。 但是這種說法廣為流傳,其原因大概包括如下幾點,第壹,壹些本來就對89學運懷有敵意的人,會故意對我們的影片斷章取義, 抓住壹點不及其余,以此攻擊柴玲;第二,壹些媒體為了追求爆炸效應而突出壹點,不去做全面的報道。第三,有些人在批評柴玲的話本身所反映的壹些問題時,並不見得總會加上壹句“但她最終還是留下來了”這樣的話。第四,有些人並沒有看過《天安門》或沒有認真看,只憑道聽途說就跟著批評柴玲“先逃走了”。作為制片人,我們只能為我們的作品負責,不可能為這種懶惰的、輕率的、或有另外企圖的人的言論負責。但我們願意在此澄清對《天安門》壹片的歪曲或誤讀,同時為柴玲澄清這壹事實。
第三,關於所謂“把李祿的話安在柴玲頭上”
封從德在《公開信》中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但他在他的書中和網站上指責《天安門》壹片把李祿有關自焚的話安在柴玲頭上,以此來“證明”制片人是在隨意剪裁資料,以加強自己預設的印象,從而違背了紀錄影片制作的職業道德。他的這項指責也是毫無根據的,我們應該借此機會壹並澄清。
封從德是這樣將影片的引述與柴玲五月二十八日的錄象進行比較的:
柴玲原錄像: 柴玲: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政府太無賴了, 這樣看著同學壹個壹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采取更極端的措施,他說[本文註:原錄像中“他說”二字,聲音很輕,幾乎是帶過,和後面的“我們”連在壹起。]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壹個壹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做第壹個死掉的人。
影片《天安門》引述: 柴玲: 政府太無賴了,這樣看著同學壹個壹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采取更極端的措施,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壹個壹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做第壹個死掉的人。
封從德指責說:《天安門》居然刪掉了這段話開頭的“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這樣壹些內容,讓人們誤以為關於自焚的話是柴玲說的,而不是李祿說的。
但問題是,封從德沒有把後面的話引完。緊接著上述“我們就做第壹個死掉的人”,柴玲說:“我把這些話到廣播站說了。我說我自己願意作這個絕食團的總指揮吧----好象是----我不記得怎麼說的了----而參加這個指揮團的唯壹資格是在同學們犧牲之前妳願意首先犧牲自己,來使更多的同學們活下去。”
由此可見,有關自焚的話,無論是誰先說的,柴玲不但同意了,而且“把這些話到廣播站說了。”此時,李祿的話已經變成了柴玲自己的話,以柴玲的名義對大家廣播了。至於她在廣播中是否向同學們交代了李祿的“著作權”,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柴玲在采訪中沒有提及,我們只是照引柴玲的話,而這裏關鍵的事實是柴玲“把這些話到廣播站說了”。
這個關鍵事實在封從德自己新出的《六四日記》中也得到證實。他寫道,有壹天同學們著急地告訴他,“柴玲宣布要自焚”,準備“用壹個人的死換來千百個絕食者的生”,而柴玲後來又“壹笑置之”,“象沒事兒似的”(p.312)。柴玲既然是“宣布”要自焚,難道不是柴玲自己說的話嗎? 封從德對我們的指責讓我們無法理解。
至於我們刪掉有關李祿的那壹句話,只是因為影片需要精簡。這類精簡是在影片制作的最後階段進行的,並不是預先設計好的。影片從粗剪到最後完成,從將近四小時壓縮到接近三小時,這個過程是很困難的,到最後往往是從這裏壓縮幾分鐘,從那裏壓縮幾秒鐘,刪掉的都是我們經過認真討論後,認為是相對來講可以割舍的或者是無關緊要的內容,而李祿的名字在這裏確屬無關緊要。我們的影片中沒有提及李祿, 原因是,壹方面我們不可能把所有對運動有影響的人都收錄到影片中,另壹方面,已經有人拍了壹部影片《移山》,專門宣傳李祿個人的事跡,因此,《天安門》的有限篇幅可以留給其他的人。
在上述三點說明和澄清之外,我們還有幾點說明和想法,願意借此機會與觀眾和讀者分享。
首先,在當年的影片制作過程中,我們多次通過不同途徑提出采訪柴玲的要求,但柴玲拒絕采訪。沒有她本人的見證,我們只能用當時的史料以及對別人的采訪來表述她在運動中的所作所為。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鏈接4. http://tsquare.tv/chinese/film/dcarma2.html]
其次,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我們對於相關的事件和當事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這樣的看法不能影響到我們對於歷史事實的忠實紀錄。對於同壹事實,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釋和看法,這是正常的。比如,對於柴玲“期待流血”的說法,制片人之壹的卡瑪,曾多次在回答記者有關提問時,提出她的個人看法,認為,在當時政府高壓的情況下,柴玲說這些話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 [鏈接5. http://blog.dwnews.com/?p=54906#comments; 鏈接6. http://blog.dwnews.com/?p=54859#comments]
再次,天安門運動的鎮壓者也好,壹些對這次運動懷有敵意的人也好,會利用各種機會誣蔑和詆毀壹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也包括故意對我們的影片斷章取義,極盡歪曲之能事。作為制片人,我們只能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不可能對網上針對柴玲的“大量惡評”(封從德語)負責。我們反對對柴玲、以及對任何人進行謾罵、侮辱、人身攻擊。網上大量暴民式的汙言穢語(針對我們的也有不少)最終只能沈澱為歷史的湖底汙泥,使用文明語言認真探討歷史的人大可不必為之動肝火。
我們再次重申:學生的話,即使有錯誤,政府開槍殺人都是有罪的,是絕不能原諒的。有人認為,只要指出抗議者的缺點,就是替政府的鎮壓開脫,這樣壹種邏輯是荒謬、霸道的,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受到這樣的指責就放棄忠實地再現歷史真相的責任。在這裏,我們願意再次引用羅伯特 休斯有關歷史人物的壹段話來闡明我們制作《天安門》所遵循的原則:“人類追求經緯分明的善惡劃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這種追求往往將歷史變成了說教,從而剝奪了歷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們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奮鬥也有失敗的歷程。因此,保持歷史色彩斑斕的原貌,防止歷史被僵硬陳腐的信條漂成蒼白,正是歷史家的責任。”[註:Robert Hughes, Culture of Complaint: The Fraying of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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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材料
以下是影片文稿中五處與柴玲留在廣場相關的內容(按時間順序排列,全部在柴玲五月二十八號講話之後):
第壹處:
解說詞 在采訪結束之後,柴玲委托這位美國記者將采訪錄像向全世界公布。她說,她即將離開北京轉入地下。
[畫面:學生雕塑民主女神象]
解說詞 那天,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正在給他們朔造的民主女神象做最後的加工。
[畫面:夜晚,女神象運到廣場,眾人歡呼]
解說詞 第二天晚上,在民主女神象被人們簇擁著運往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壹位記者在廣場的帳篷中采訪了柴玲。她又改變主意要留下了。
柴玲 我提出辭呈後,聽到方方面面的意見,他們認為,我現在提出辭職不太合適。理由是因為我已經在同學中有相當的威信,而且在這個大家軍心都不太穩定的時候提出辭職可能會有些影響。考慮到這個方面,我想我還是再繼續、就是先留下來,同時作適當的休息,等待把新的壹套體制建立起來。
記者 妳是否想到今後通過什麼其他的方式來推動目前的運動呢?
柴玲 對,我有這樣的考慮,因為我覺得工作的重點已經不在廣場了,而應是在全國各地上。本來我有壹點心願,我想我很希望到全國各地去走壹走,甚至有可能到香港或別的地方看壹看,究竟外面是怎麼壹種局面,我要親自去看壹看,然後決定廣場這個戰役究竟應該打多久,有可能出現壹種什麼樣的效果。
第二處:
封叢德[在廣場上接受記者采訪] 剛才我已經說過了,今天早上四點鐘,我正和柴玲在廣場的帳篷裏休息,闖進來四、五個人,就用兩條毛巾堵住我們的嘴,並且捆在頭上,準備帶我們走。後來我掙脫了⋯
柴玲 我跟我愛人拼命掙紮,我們喊:“我是柴玲!”“我是封叢德!”“我們是總指揮,有人要綁架我們!”同學們及時來營救,才得以幸免。是這樣的。
[記者采訪高外聯的陳威]
記者 不過昨天柴玲確實說陳威在綁架她的人裏面。
陳威 我具體不知道綁架這個事件,但我在這之前,我聽到壹些反映,壹些底下同學,特別是絕食團同學的反映。他們對柴玲、李祿、封從德同學,幾位領導同誌吧,他們的工作中的失誤以及財務上的混亂表示了很大的意見。他們可能采取了壹些過激的行為,這壹點我已經很清楚。但是他們采取這種方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因為這本身是對於人格的壹種汙辱,我是堅決反對的。我們本來還可以采取其它的壹些比較和平和民主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嘛。
記者 請柴玲同學,請妳說壹說妳對這壹次綁架的原因,妳懷疑是什麼人?
柴玲 我想,種種跡象表明,這是壹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計劃,而且我們已經得到壹些消息,政府正在收買學生中的壹些變節分子,主要他們想大力地破壞和削減廣場上的組織領導力量,整個葬送我們這場學運。
第三處: [註:時間是六四淩晨,地點是紀念碑上]
侯德健 我們聽柴玲在廣場的喇叭裏面說,願意走的人走,願意留下來的人留下來。柴玲要留在廣場。我們就覺得柴玲這樣講的話,很可能會有危險,很可能會有想走的人走不了,想留下來的人會更危險。
劉曉波 當時就商量了壹個辦法,找戒嚴部隊去談判。我們派兩個人,再跟柴玲他們商量,叫他們也派兩個人,壹塊兒以我們四個人的名義和廣場指揮部的名義去跟戒嚴部隊談,叫他給予我們時間,我們撤離廣場。
封叢德 三點半的時候,他們四個絕食的老師就開始來勸說同學:“整個北京已經開始流血,血已經流得夠多,足以喚醒人民。我們相信學生都是不怕死的,即使走了,我們跟妳們壹樣,沒有壹個是怕死的!”
侯德健 當時柴玲就跟我們講,說趙紫陽和閻明復聽說要希望學生能留下來堅持到天亮。劉曉波就告訴她說,我不管這個事情是真的是假的,沒有任何人有權利拿現在廣場上幾千上萬的學生的生命來作賭註!
封叢德 我們指揮部唯壹的要求就是,妳們可以去談判,但只代表妳們,妳們作為第三方,不能代表我們指揮部。
第四處: [註:時間是六四鎮壓之後的壹些日子。]
解說詞 蕭斌被判刑十年。政府利用這壹事件殺雞儆猴——談論六四事件只能遵循政府的統壹口徑。 [畫面:人們閱讀大字報]
解說詞 當時身處廣場的示威者們卻各自有不同的說法。逃亡途中的柴玲作了錄音講話,輾轉送到香港播放。[註:此即封從德所說的柴玲六月八日錄音講話。]
第五處: [註:時間是六四鎮壓之後的壹些日子。]
香港電視女播音員 現在我們播放柴玲關於六月三日和四日情況的四十分鐘敘述。 柴玲 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 自六月二號到六月四號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 ⋯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我們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個政府,對這支軍隊還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是軍隊把大家強行地架走,他們太疲勞了,還在帳篷裏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侯德健 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碾壓學生撤退的人群,等等。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那麼我不知道別人是在哪裏看見的,我是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壹點都沒有看見。 我壹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那麼如果我們真正使用了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那只不過是滿足了我們壹時的泄恨,發泄的需要而已。而這個事情是個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也許妳的謊言會先被揭穿,那麼之後的話,妳再也沒有力量去打擊妳的敵人了。
解說詞 柴玲在錄音講話的最後,號召人民奮起反抗。
柴玲 越是法西斯喪心病狂的鎮壓的時候,那麼,壹個真正的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國也就要誕生了!民主存亡,最後的關頭已經到來了!同胞們,覺醒起來吧!打倒法西斯!打倒軍人統治!人民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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