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发源于江苏海安的一股清泉，顶着命运的重压，孤独地穿过乱石岗，冲破险阻流奔远方。

  在苏北平原上，你和众多的溪流结伴而行。你们求真理求知识，如饥似渴，向往着红色的理想。

  当你变成了一条小河，你憧憬着延安的宝塔山。八百里路程你奋勇前往，延水河畔的歌声嘹亮高亢。然而，那红旗猎猎，染着鲜血和粪便，冠冕堂皇的旗帜下，有着数不清的污秽肮脏。

  无法忍受污浊的你，勇敢投奔自由，辗转流向香江。香江汇聚天下英杰，你阅尽风光无限。那是你最喧哗最汹涌的阶段，你掀起了反专制的波涛，发出了时代的声响。

  当你成了一条大河，你又穿越半个地球，汇入辽阔的美利坚。那里的风情旖旎，你遇上曾是青梅竹马的伴侣。你们浅唱低吟，琴瑟和谐，携手流淌。

  人生终将归于寂寞，河流终将注入海洋。当戈扬大姐嘎然终止她的琴弦，你吟诵着怀念的诗篇，独自面对漫漫前程。

  这是最单纯最宁静的时刻，你回归简朴无华。摆脱了世俗的羁绊，不再有惊涛骇浪，你平静地奏着小夜曲，在美丽的夕阳下穿过田野树林。你的河床更为宽广，两岸的风景分外明亮。

 你已经世事洞明，人生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长寿的果实是智慧。你终身以学习为乐，这种幸福真实而绵长。

  此时此刻，我为你祝福，也为你庆幸——你人生的河流悠长宽广。

2009年8月20日－－－－－－－－－－－－－－－－－－－－－－－－－－

附旧文：

献给昔日友人的哀歌——读司马璐回忆录

茉莉

   
   司马璐先生和我父亲同岁，都是坐八望九的老人了，但他们却走过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五十多年前，作为中央政治大学的学生，我父亲在台湾实习了一段时间，当时陈诚的国民党省政府人手不够，希望他留台工作，被他以“父母在不远游”的理由拒绝了。大陆即将变色前夕，我父亲回到家乡湖南。而后几十年，戴着内控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为了一大家子的生存，他在政治高压下战栗地生活。
  
   身为私生子，司马璐先生说他的人生第一幕是个悲剧。但是，正因为他孤身一人，无牵无挂，才能在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的时候，捷足先跑，跑出国门，在香港开创一番事业，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人们常说，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和我的父亲那被压抑的卑微一生相比，司马璐先生具有传奇性的有为人生，的确是非常的富有和精彩。
  

   温情怀念昔日同路人

   
   曾经像贾宝玉一样，在延安图书馆置身于“女儿国”，年轻的司马璐，因而成为一些高干眼中的“假想情敌”，以致陷入冤狱，遭到刑求。而后，他看透中共本质，自动脱党。作为“过来人”，今天已经垂垂已老的司马璐，撰写了这本研究中共早年历史的著作 ——《中共历史的见证》，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中共党内生活的细节，揭露了中共从建党起就开始党内政治斗争的历史真相。
  
   在该书的引言中，司马璐先生写道：“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这位接触过的国共两党上层人物，以及中国各党派的知名人士，多得令人惊讶。因此有人认为，司马璐这本书的价值，主要还是他作为一个党史研究者对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王明等大人物的分析。
  
   但此书更打动我的，却是司马璐对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怀念，他说：“我这个人的一生，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对于往日的朋友和同志，无论已逝的，活着的，我总是怀念着。”
  
   怀着恋旧的温情，司马璐先生对昔日的同路人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无论对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持多么强烈的否定态度，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作为个人，早期的一些共产党人是相当优秀的。忠实地描写他们，把他们从“英雄”或者“共匪”的标签下，还原为有血有肉、真实的个人，是这本书不可忽略的价值所在。
  
   在司马璐笔下，能讲一口好俄文的滕代远，为人谦虚，谨慎，细心；哲学家任白戈为人随和，是个忠厚长者。喜欢摆龙门阵，还会做点泡菜给年轻人尝尝；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胡耀邦热情活泼；女生大队长张琴秋坚强勇敢，后来在文革中跳楼自杀；被周恩来称为“红军的眼睛”，主管军事情报的曾希圣却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仪表潇洒的才子潘汉年，是给予司马璐最多关怀的共产党人，他甚至操心司马璐咳嗽痰多的问题。……。
  
   此外，还有在八十五岁之际，与司马璐先生结成美好姻缘的的戈扬大姐，原《新观察》主编、大陆著名自由派知识份子。戈扬在抗战时直接为周恩来工作，在重庆遇上青梅竹马的老乡司马璐。戈扬像其他左派朋友一样，担心居无定所的司马璐营养不够，常常把他带进小馆子里“补一补”身子。
  
   在司马璐的回忆里，值得他深情怀念的共产党人还有不少，他们有的态度和蔼，亲切助人，有的执著地忠诚于理念，工作勤奋，克尽职守。司马璐先生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的确有理想，有热情，有献身的精神，品质高贵，我对他们深表敬意。”
  
   正因为如此，当司马璐先生在香港观察和研究中共历史的变迁时，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问题：“为什么我在延安时认为最好的领导，也是我一生中最早进入文化工作的引路者，一个个都逃不出挨整！是我命运中的不幸，影响了他们吗？还是共产党制度的本身，整人或被整是必然的吗？”